2022-11-10 18:36:28来源:电影资讯责任编辑:80影视43人阅读
◎陈法玉
草原电影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和丰富的表现形式,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电影史尤其是在民族电影史上的特殊地位。但是,随着电影商业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国外影片的大量涌入,文化多元消费的渐趋形成,草原电影的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草原电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长足的发展,但是要想顺利地在这场挑战中胜出,还需要继续作出更大的努力。
2015年以来,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开展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沿线国家之间相互举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等,是沿线国家人民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给草原电影的发展又带来了一次重要的机遇。如何利用好这个机遇,积极拓展草原电影的发展空间,是摆在草原电影人面前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从题材的拓展和选择入手。因为一部电影成功与否,首先是由其题材决定的,题材决定着影片的文化意义、艺术呈现、观众的接受程度,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大小。
草原电影题材的历史流变
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有分布广泛、人口众多的蒙古族,还有满族、回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其他少数民族。进入新时期以来,电影界、评论界根据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状况,提出了“草原电影”这个特定的并富有专指意味的概念。草原电影是指以草原各少数民族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草原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为主要人物形象,以草原各少数民族创作者作为创作主体的电影。草原电影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风格独具,这类电影不仅表现了草原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风情民俗、宗教信仰、生存状况、精神诉求以及草原地区的自然风貌,而且从人类学意义上给人以多方面的认知和感受,给广大观众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电影技术的不断升级,草原电影创作的题材也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十七年”时期的草原电影,也和其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样,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表达获得观众青睐的同时,也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宣扬了当时的民族政策。这些影片用歌舞仪式、语言、服饰、景观等符号构筑指认性的身份场景,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在强调各兄弟民族情谊的基础上,顺利地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时期的草原电影受“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的影响,题材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反映内蒙古地区的解放,如《内蒙古人民的胜利》《鄂尔多斯风暴》等;二是反映蒙古族人民参与抗战以及蒙汉民族互相融合,如《草原晨曲》;三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如《草原上的人们》《牧人之子》等。这一时期的草原电影给新中国的电影业态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视听审美让人耳目一新。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时期的电影没有足够地展现草原人民独有的精神气质和民族个性,草原文化中特定的价值观念、信仰习俗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感也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草原电影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以《阿丽玛》为标志,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开启了独立拍摄故事片的新历程,为推进草原电影的稳健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从题材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草原电影在关注历史的同时,已经开始注重现实题材的表现,产生了《重归锡尼河》《绿野晨星》《驼峰上的爱》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为顺应市场的要求,草原电影也在商业电影上作出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出品了《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影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直到现在,《悲情布鲁克》在好莱坞还被作为一部电影教学片对待。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草原电影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活跃、繁荣的发展时期,以塞夫、麦丽丝、宁才、哈斯朝鲁等蒙古族导演为代表的一大批草原电影人,使草原电影逐步从“政治寓言电影”向“民族寓言电影”“文化寓言电影”转化,慢慢走出历史情结,把目光转向了现实,开始用非“他者化”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命运,诞生了以《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长调》等为代表的优秀电影。这时候的草原电影更多了一些自我意识,焦点集中在对自身文化的审视与拷问上。“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该怎么办?”是这些电影提出的问题。《天上草原》对蒙古族文化精神的探寻,《季风中的马》对游牧文化现实境遇的展现,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从草原文化中发掘新的故事题材
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草原电影要善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自己独有的草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掘新的创作题材。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富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草原文化,具有历史传承的悠久性、创造主体的多元性、区域分布的广阔性、构建形态的复合性等特点,其现代价值不可估量。从电影创作的题材问题上分析,我们认为草原文化本身就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一系列重要元素,本身就有崇尚自然、践行自由、英雄崇拜、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核,草原文化中的自然之美、力量之美、仁爱之美、歌舞之美无不彰显出巨大的审美价值。
草原电影要善于从草原文化中找到那些最适宜的电影表达,展现出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我们欣喜地看到,草原电影这几年在题材挖掘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展现铁木真作为一代明君的成长过程的同时,更注重从人性的视角去进行刻画;《天上草原》将美丽的草原风光与朴素的人性故事融为一体,张扬了蒙古族敢爱敢恨的民族性格;《季风中的马》深沉地思考了草原沙化和城镇化给牧民命运带来的影响,关照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圣地额济纳》反映了在我国国防事业发展过程中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以及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真诚支持和付出的巨大牺牲,歌颂了航天人与额济纳人协力共进、情同一家的深情厚谊;《漫瀚调》则以清末光绪年间清政府大面积放垦蒙地引发蒙汉人民奋起抗争为背景,以蒙汉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漫瀚调”的独特艺术魅力。
弘扬现实主义精神讲好当下故事
现实主义创作是中国电影也是草原电影的一个光荣传统。纵观草原电影的发展历程,反映现实题材的影片一直在草原电影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按照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电影不仅是一种提供娱乐快感的工具,更是艺术家以实录精神反映社会、观照社会并进而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感国运变化、立时代潮头,以更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汇成当代电影艺术的创作主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同样也是草原电影人的光荣使命。草原电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大有可为,必须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国家和民族奋发图强,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崛起,整个文明形态正在重塑。用电影记录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表现这么重要的历史进程,探索这些丰富奇妙的体验和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百年不遇的机遇。电影艺术家要站在高处,站在前列,通过文艺创作倡导时代风气,引领社会发展。表现在电影创作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结合,在把握社会现实本质的基础上,放飞想象和情怀的翅膀。
草原电影过去虽然一直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不懈努力,但是要找到更好的切入口、找准更好的切入点还要继续作出努力。因此,草原电影人要在深入生活、了解现实上多下工夫,关注草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要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命运轨迹的变化,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变化,不仅要从审美的角度去考量,而且要从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意义上去思考,让民族电影更加具有国际性的价值意义,赢得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也要注意把握好4个问题。首先,应当挖掘自身与形象不可分离的思想丰富性及其深度,不能仅仅满足于描绘日常生活流或者生硬地注入所谓日常生活诗情。第二,应进一步增强观赏性。观赏性的缺失使得现实主义电影反映当前社会现实的良苦用心,常常无法转化成应有的社会影响力。第三,需要不断吸纳新资源、新营养,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第四,中国电影不仅需要现实主义,而且也需要别的主义,从而共同组成多元共存、相互竞争而又相互促进的更大创作空间。
善于从文学中发现才能走得更远
与当下越来越多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情势相比,草原电影似乎更热衷于自己电影剧本的原创性。其实,在草原电影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有很多从小说改编电影的成功案例。如建国初期拍摄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就是根据玛拉沁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中的歌曲《草原牧歌》《草原之夜》至今还被广为传唱,成为草原歌曲的经典。谢飞导演的电影《黑骏马》也是根据张承志的同名小说改编,这部电影曾荣获第19届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及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和香港第1届紫荆电影颁奖十大华语片,在业界赢得了广泛赞誉。
由优秀的小说作品改编成电影,有助于电影走得更好、更远。首先,优秀的小说作品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广大读者了解了小说的内容,希望走进影院再看看银幕上是怎样理解原著、呈现原著,若形成不同的观点,还会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同时,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宣传推介上,就可做到事半功倍。其次,小说的粉丝也是影片票房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有利于电影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三,小说本身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改编或者原汁原味地利用这个故事,或者锦上添花让这个故事更加充满戏剧性和精神张力,都比现编一个故事来得省心。
建国60多年来,内蒙古已经形成了一支蔚为大观的文学创作队伍,长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广大作家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更新观念,以开阔的文学视野、独特的艺术风格,真实地描写了内蒙古人民的现实(历史)生活画卷,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为蒙古族文学留下了瑰丽的篇章。草原电影可以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和发现创作题材,丰富草原电影的表现内容。
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 。2015年,中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5%。
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
2019年3月23日,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
历史背景
古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新疆、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千米。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最早开辟也始于秦汉时期。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等。
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缺乏顶层设计、谋子不谋势和不注重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各方面改革开放措施的系统集成。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其成功秘诀在于通过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为公司治理、政府治理引入外部监督从而提高治理效率。但是,30多年来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改革创造的外部监督都不是真正的外部监督,监督主体一定程度上只是治理者的化身、不是来自治理体系外部的主体,效率低下问题仍得不到根本解决,亟待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也理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钥匙。通过融入国际治理和开展国企的跨国产权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有效避免“西方经验”局限、防止治理本身被“短视”市场消解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将为中国经济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进一步引入来自治理体系之外的监督主体,创造强有力、更有效的外部监督,从根本上解决治理效率问题。当前,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空转”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统筹促进国内各领域改革发展特别是供给侧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5年10月19日,“一带一路”国家统计发展会议在陕西西安召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王保安在会上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统计交流与合作,努力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王保安指出,信息互联互通是经济互联共赢的基础,“一带一路”行动,将推动政府间统计合作和信息交流,为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提供决策依据和支撑。中国政府统计部门将积极开展对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的统计和监测,大力推进现代统计体系建设;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努力提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威统计数据,积极搜集整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统计资料,进一步提高中国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与各国分享中国统计改革发展实践;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统计机构一起,共同致力于加强统计交流合作,研究建立统计数据交换共享机制。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13] 2016年12月16日(“一带一路”国际日),全球留学生志愿者举行庆祝活动,联合国总部降旗以示欢迎。
中国背景
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经济规模等数据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4、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
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尝试与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得以丰富、发展与完善,但其初衷与原则却始终如一。这是认知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点与关键。
“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认为,只有开放才能发现机遇、抓住用好机遇、主动创造机遇,才能实现国家的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与愿景,“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冀望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此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合作性倡议。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性特征是区别于其他区域性经济倡议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平台,而非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成为人类共有的历史财富,“一带一路”就是秉承这一精神与原则提出的现时代重要倡议。通过加强相关国家间的全方位多层面交流合作,充分发掘与发挥各国的发展潜力与比较优势,彼此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一机制中,各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因此,“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具有平等性、和平性特征。平等是中国所坚持的重要国际准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基础。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能是持久的合作,也才会是互利的合作。“一带一路”平等包容的合作特征为其推进减轻了阻力,提升了共建效率,有助于国际合作真正“落地生根”。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和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属性,也是保障其顺利推进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就决定了“一带一路”不应该也不可能沦为大国政治较量的工具,更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
“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一带一路”建设是双边或多边联动基础上通过具体项目加以推进的,是在进行充分政策沟通、战略对接以及市场运作后形成的发展倡议与规划。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主体与支撑力量并不在政府,而是企业,根本方法是遵循市场规律,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来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政府在其中发挥构建平台、创立机制、政策引导等指向性、服务性功能。
“一带一路”是和现有机制的对接与互补,而非替代。“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有的国家能源资源富集但开发力度不够,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但就业岗位不足,有的国家市场空间广阔但产业基础薄弱,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资金紧缺。我国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优势产业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装备制造能力强、质量好、性价比高,具备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综合优势。这就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参与方实现产业对接与优势互补提供了现实需要与重大机遇。因而,“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便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显然,它不是对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的替代,而是与现有机制互为助力、相互补充。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如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建设。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成果之一,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初步实现了深水大港、远洋干线、中欧班列、物流场站的无缝对接。该项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党主席佩鲁阿舍夫就表示,在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中,“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动了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各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创造了更多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人文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但它带来的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能合作与发展战略对接的同时,也将“民心相通”作为工作重心之一。通过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更为坚实,社会根基更加牢固。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桥梁和纽带,让人民跨越国界更好交流”。因而,“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相关国家民众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搭起了新的桥梁,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加强对话、交流互鉴织就了新的纽带,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国际意义
“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更为广阔。它不仅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也为世界贡献了应对挑战、创造机遇、强化信心的智慧与力量。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当今世界,挑战频发、风险日益增多。经济增长乏力,动能不足,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发展鸿沟日益突出,“黑天鹅”事件频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地区动荡持续,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正摆在全人类面前。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亟须找到新的破题之策与应对方略。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同时也有责任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面对新挑战新问题新情况,中国给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而“一带一路”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强调各国的平等参与、包容普惠,主张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与理念,“一带一路”针对各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治理体系的短板,创立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机制,构建了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合作平台,这既能缓解当今全球治理机制代表性、有效性、及时性难以适应现实需求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局面,提振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士气与信心,同时又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变革全球治理机制的现实要求,大大增强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突破。
“一带一路”为新时期世界走向共赢带来了中国方案。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具体的战略诉求与优先方向不尽相同,但各国都希望获得发展与繁荣,这便找到了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如何将一国的发展规划与他国的战略设计相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便成为各国实现双赢多赢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正是在各国寻求发展机遇的需求之下,同时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合作平台。因为立足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聚焦于各国发展实际与现实需要,着力于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世界认可与赞誉的同时,也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早期收获,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给世界带来了走向普惠、均衡、可持续繁荣的信心。2016年10月开通的非洲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和2017年5月开通的蒙内铁路(蒙巴萨至内罗毕),成为中国在非洲大陆承建的两大极具影响力的世纪工程,受到许多非洲国家好评,被誉为“友谊合作之路”和“繁荣发展之路”。从中非合作的缩影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
“一带一路”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平台。“一带一路”涵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现了“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统一,有助于推动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搭中国经济发展“快车”“便车”,实现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有力推动的南南合作的广泛展开,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南北对话,促进南北合作的深度发展。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和方向,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完全能够加强对接,实现相互促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都试图提供机会、全球公共产品和双赢合作,都致力于深化国家和区域间的联系。他强调,为了让相关国家能够充分从增加联系产生的潜力中获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系至关重要。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助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顺利实现。
写下了《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说:“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作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必将会行稳致远,惠及天下。
2020年是不一样的一年,肺炎疫情缘故,各大商场,店面及其加工厂都暂停营业,电影院,KTV等休闲娱乐会所也都闭店暂停营业,普通百姓都在家里待着,好多个月没有外出。
在经历了悠长的抗疫阶段,大家总算复工复产。电影院等休闲娱乐会所也都陆续开张,2020年的第一场影片你看看的哪些?影院开工,好几部影片排上排期,在这个特别的阶段,有一部特别的影片走上日程。影片《白云之下》助力影院开工,这部影片是上年入选东京电影节的唯一一部中国影片,最后得到了最好技术荣誉奖。与此同时,这一部影片也是2021年上海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节”的揭幕影片,遭受电影展的普遍关心。
此片以草原面貌为环境,呈现了草原的粗狂和豪爽,草原的迷人风景,迷人的长调呼麦,都将大家带到了这一朴实唯美的大自然当中,运转在摄像镜头中的四季,将草原的万种风情和游牧民的朴素生活极致的结合,《白云之下》带来大家热血沸腾的视觉体会。
这一部影片叙述了时下变幻无常的时期,厌烦枯燥乏味简单草原生活的蒙古游牧民朝克图,逐渐憧憬世界有多大,但他的妻子如今正是最佳的生活情况,不肯更改,二人各执一词,此外两个人的生活情况也陷入绝境。应对繁华世界,内心免不了有摇摆不定,这也是与我国如今生活密切相关的,使我们深有体会。
在电影中,背井离乡的老公跟妻子开展视频聊天,这恰好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现况。电影中有很多带入感很强的界面,例如大暴雨产生的艰辛与躁动不安,这一切都在呈现真正的草原生活。游牧民们由于群羊越境争食发生争执,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没有电视,无趣的生活只能依靠录音机来消磨,这种草原生活的各种各样关键点,支撑点起了电影中的人物角色和角色。在特殊时期公映这一部《白云之下》引人深思,非常值得大家每一个人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