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0 20:06:58来源:电影资讯责任编辑:80影视534人阅读
《茶馆》是老舍先生的著作之一,后由谢添执导拍摄成剧情电影,于1982年在中国上映。
该片改编自老舍先生所著同名话剧,主要以一个典型的茶馆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初期至解放前夕,中国普通民众经历的苦难和生活逐步崩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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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中窥人,老舍笔下的微观世界
老舍写作向来善从细节入手,他惯于通过微观贯穿个人的命运,以贩夫走卒的毁灭来展现城市底层的暗无天日的生存情况,把社会悲剧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里,十分精妙。
影片《茶馆》则以一个地点,三个时代为背景,展现了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茶馆在明清年间发展兴盛,人们闲来无事时,便会约三两好友茶馆叙旧。
老舍先生生于清末,是满族正红旗,对茶馆的发展自然有一定了解。人们闲来无事聚集于此,方寸之地容三教九流,纳各色人物,藏矛盾冲突。里面的人各有自己的经历也是故事,在闲聊间吐露。选茶馆作为切入点,自然合适不过。
话剧的第一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时间点选在这样的一次重要政治改革后,足见世道不太平。
裕泰是茶馆的名字,寓意生意兴隆。当时茶馆的生意确实不错,但不同人物的纠纷已在这小小的茶馆上演。
改革间隙总会有不同的势力存在,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走狗并存,民族资本主义在压迫中缓慢发展,更有无良败类危害社会。人心惶惶下不能乱说一句话,常四爷只因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认为是同党抓去坐牢。
茶馆主人王利发,就是一个小商人。他希望生意兴旺发大财,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他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深谙世故,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就说什么样的话,为了生计他只能圆滑玲珑,谁都不敢得罪。这种行为虽令人不耻,但于王利发而言,实在且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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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更迭百姓忧
如果说一个腐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这群可怜的百姓则进入另一个更腐败的年代。从泥潭入沼泽,没有丝毫缓解,只是变本加厉。
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茶馆的生意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始不景气了,王利发开始了所谓的改良。改良是他的负隅顽抗,先是出租公寓,后是添评书。但不久后,公寓被迫停租,评书也不叫座。茶馆还未开张就迎来巡警的敲诈勒索。王利发只能笑脸相迎,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心里却有了不平和愤慨。
如果说之前的王利发巧于混世,但他内心至少有一丝是善良的,那么现在的他被无情的世道逼上绝路,只能自保,茶馆里人口买卖,特务抓人,他的心不为所动。
人到中年,有家有业,一点都错不起了。墙上的“莫谈国事”是一种害怕也是一种心酸。怕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生意,酸这世道混乱不知有何可谈。
随着第二幕的结束,影片步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后,恶势力依旧活跃,茶馆却已破败不堪。此时的王利发老态龙钟,显然也力不从心了。大半辈子操心茶馆,总算坚持下来了,却也离倒闭不远了。
以前的处世经验似乎不灵了,黑暗势力不允许他的茶馆再开了,他仍是善良的,面对孙女的老师,他退回茶钱让其快逃,不再只会明哲保身。
然而,这个社会还是让他绝望的,老王对茶馆再不能想到任何挽救的办法。对于王利发来说,茶馆是他一辈子的归宿和寄托,最终,王利发以死发出最有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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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总会过去,绝望的尽头就是希望
《茶馆》里曾提到两位爱国人士,他们贯穿整个话剧,从壮年到老年,那就是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和旗人常四爷。
他们的出现保持了《茶馆》的整体感和连续性,使情感达到统一。
初见时,秦仲义家境殷实,居高临下,他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认为只有自己懂实业救国。常四爷敢爱敢恨,一身正气,忧虑大清国要完了。
再见时,常四爷愤世嫉俗参加义和团,挑担卖菜。秦仲义的工厂被收,单挑独斗而惨败,变成一腔悲愤的穷光蛋。
命运的笔尖让三人重聚于茶馆,常四爷捡别人撒剩下的纸钱为自己祭奠,穷困的他喊着我爱我的国,可是谁爱我呢。他们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却最终和王利发拥有相同的悲惨命运。三个老头自撒纸钱,自唱葬歌,故事就这样收尾。
当然,《茶馆》并没有这样结束,老舍先生还是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常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影子,那么同样有影子的地方也会有阳光。康大力在西山解放区,而康顺子、周秀花、王大栓等人也在最后投奔了游击队。虽然《茶馆》没有明说,但黑暗终将过去,而光明也会到来。
三个不同的时代,却一个比一个混乱腐败。不同的冲突,不同的阶层,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富有个性。明明是悲剧,却言语含蓄幽默,一个个面孔们,跟着时间的轮回,在这小小的茶馆中带着心酸的笑,告别一个又一个旧时代。
国内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茶馆》,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这部影片确实同导演谢添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新片种”,既不是舞台纪录片,亦非一般艺术片,更不应笼统地称为故事片。原因大概就在于影片导演在严格保留《茶馆》舞台精华的同时,较好地运用了电影的特有手段。它以镜头引导观众去对《茶馆》主要人物的传神表演和重要细节加以过细观察。它在融合话剧、电影两大艺术特性的努力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堪称经典之作。
看过原著的都知道,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虽然通篇妙语如珠,十分诙谐风趣,但其主题严肃,结构极其严谨。这是一部为三个时代(清朝、民初、国民党统治)送葬的剧作,它为旧社会唱出一阕怆凉的挽歌。自然,为垂死者唱挽歌和迎接新生儿的降生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表现了历史时代新旧替换的必然。
影片《茶馆》在反映了三代反动统治的继承性的同时,也暗示了以康大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革命者必将取得胜利,人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这些迎接黎明的人,这是《茶馆》原作者的苦心所在。而影片《茶馆》在体现原著精神的时候,以生动的银幕形象,显示了一个人生真理:对待生活,斗争比妥协(逆来顺受)有出路;“改良”是一条死胡同,革命则意味着通向阳关大道。《茶馆》主人公、“裕泰”的掌柜王利发(于是之饰)的生活道路,就为这条真理作了注释,阐明了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从老舍先生笔下的裕泰茶馆看出,《茶馆》是浓缩了的旧社会,通过这个不大的横断面,人们可以看到那早已逝去的三个时代里的芸芸众生的种种活动:他们或浑浑噩噩,蝇营狗苟,为名为利,为非作歹;他们或忧国忧民,心怀大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理想,但又找错了出路与方向;也有人明哲保身,但求苟活,却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鼻青脸肿。而更加引起人们同情的则是子继父业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他为求举家温饱,在时代的变迁后面亦步亦趋,紧跟不舍。他怀着心中的郁悒,时刻对顾客和大大小小的权势者唯唯诺诺,笑脸相迎。到头来,这位处处妥协的聪明人和“骨子里的老实人”,却弄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他潦倒的暮年悬梁自尽……无须多加引申,王掌柜的一生所给人的启示,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个人命运的范围,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大部分民众心理压力。
而影片《茶馆》的导演谢添在当年著名话剧导演焦菊隐先生精心构思的那场“三老自奠撒纸钱”的基础上,巧妙地安排了王利发、常四爷和“实业救国”论者秦二爷三位老者的忆旧与“总结性”的对话。除去舞台剧原有的警句外,当纸钱在阴暗的空间飞舞,当“抬杠”的号子声和低沉悲凉的丧乐交织在一起时,人们随着摄影机俯瞰,三位垂垂老迈的不同人物踉跄行走在茶馆厅堂,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悲凄之感。就这一场景而言,影片《茶馆》带给观众的遐思,应大于舞台剧,更能通过艺术表达手法展现当时的场景。
特别需要说明一点,影片中“北京人艺”灿烂群星的表演十分出色:王利发(于是之饰)、常四爷(郑榕饰)、秦二爷(蓝天野饰)、松二爷(黄宗洛饰)和两代刘麻子(英若诚饰)和扮演者在表演上支付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都是彻彻底底的老戏骨。
这种演员阵容,在现代商业化电影泛滥的今天很难看到。人们通过他们刻画、塑造的人物形象,又能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氛,特有的风习以及角色灵魂深处的颤音。“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的王利发掌柜,经过于是之的再现,其性格、气质、语言习惯,使人拍案叫绝。他那生动、精确、真实可信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角色,挖掘了作家留在纸后的潜台词,使其韵味无穷,耐人咀嚼。自然,限于演员的年龄和形体的变化,王利发的青年时代不及中年,而中年又略逊于晚年。但作为一位年过半百,在话剧舞台驰骋达三分之一世纪的老演员,于是之在影片《茶馆》中取得的成就,无疑高于他过去奉献于广大观众之前的程疯子(《龙须沟》)和余永泽(《青春之歌》),同时也让影片《茶馆》成为永恒的经典。
还有影片中郑榕同志塑造的硬汉子、爱国心切的常四爷,在三个时代中的性格被勾勒得线条清晰、棱角分明。那种正气在胸、铁骨铮铮的劲头,感人至深。蓝天野以光彩夺目的台风,在“第一幕”戊戌年间出场,俨然一位倨傲不凡的“浊世佳公子”。但到“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拖着羸弱、疲惫的步子走进老裕泰茶馆时,那眼神、那语气,那身躯姿态,早已判若两人了。这位家财万贯、矢志搞“实业救国”的民族资产者,早已被日寇、国民党和“四大家族”压得奄奄一息。当年那个目光炯炯,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秦仲义,而今安在哉?!作为“人贩子”的两代刘麻子,是个不齿于正派人物的社会渣滓,但,他和那些唐铁嘴、二德子、“灰大褂”之类的家伙一样,除去起到渲染时代、烘托气氛的作用外,还和贯串全剧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被出卖的贫农之女康顺子(程中、胡宗温饰)形成纠葛,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典型。英若诚在精确显示两代刘麻子肮脏的灵魂,以及这类人物丑恶的嘴脸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非常值得称赞!
最后再看看影片《茶馆》中的音乐(彭修文作曲、指挥)和音响,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它不仅一般性地辅助了作品的主题,强化了主人公王利发的感情潮汐的感染力,还成功地渲染了环境气氛,反映了昔日北京的市声,进一步为影片《茶馆》增添更强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