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通过穷苦老人福贵对一生艰辛的自述，赞叹了“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

同时也将作者本人的感悟杂糅其中：“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福贵因为孤独地活着，而成了“存在的英雄”，他的母亲、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则是托举他存活意志的“无名英雄”，只不过这无名，教人分外悲伤。

对于已故的妻子，福贵这般评价道：

“家珍对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我在外面胡闹，她只是在心里打鼓，从不说我什么，和我娘一样。”

“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

今时今日读来，只觉得悲哀。

福贵对家珍的一切赞扬，都建立在为他奉献牺牲的基础上，如果当年家珍被父亲接走后，跟福贵彻底划清界限，他还会念她的好吗？

倘若女人的好与不好，都须通过男人定义；倘若家珍一生清白、半生艰辛的意义，只为成全“福贵和他命运的友情”，那谁来成全家珍的命运？

长久以来，女人都被要求“无私奉献”。“家珍式”的贤良淑德，千百年来极其常见。以致“家珍”总遇见“福贵”，她们的隐忍，常常被“福贵”糟践。

在余华笔下，福贵家中的三代女性，都以默默奉献的姿态，活成了男人生命中的灰白底色。

她们沉默的生，沉默的死，以超强的忍耐力，和半蒙昧半悲壮的牺牲精神，充当了福贵麻木晚年里，追忆人生的底板。

由于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自述，对家珍等人的主观感受语焉不详，也囿于男作家塑造女性角色的惯性匮乏，使她们的形象都趋于扁平，这是客观事实，而非笔者托大。

因此，本文尝试站在家珍的角度回溯，再讲一讲关于《活着》的本质和意义。

家珍本是县城米行老板的女儿，嫁给福贵之前，也是娇生富养的城里小姐，上过学堂，有文化，有修养。

她人生的分水岭，是丈夫染上赌瘾后。此时家珍已生下凤霞，且又有了身孕。对越来越不争气的福贵，家珍痛苦，但也无奈。

由于话语权的薄弱，传统思想的禁锢，家珍至多以“做菜”的方式提醒丈夫：天底下的女人，再百花盛放，部件也都一样。

福贵对此，当然不屑一顾。

尤其当家珍拖着大肚子，跪在福贵面前求他回家时，反而遭到丈夫的拳脚相待，福贵更嫌家珍坏了他的赌运，指使两个混混，将妻子拖到了黑乎乎的大街上。

“那时候天完全黑了，家珍抹着眼泪走到她爹米行门口，站了很长时间，她站在那里呜呜哭了一会儿，就走开了。那天夜里，家珍一个孤身女人，怀着七个多月的有庆，走了十多里夜路回乡下，一路上都是狗吠，下过一场大雨，路又坑坑洼洼。”

这是原著中，余华对家珍行为的描绘，已经是凄风苦雨状，若细品她内心的痛苦，必定是放大十倍的模样。

而直到输光所有家产，沦为赤贫那一天，福贵对他亲手毁掉的生活，才有了切肤的认识，而这只是重重苦难的开始。

一家人被赌徒龙二赶出家门后，家珍被心疼她的父亲接走，撇下了福贵和他无望的家。

半年后，家珍带着儿子回到了一贫如洗的福贵身边，决心与他一同扛起生活的艰辛。

家珍是那个时代女人的缩影，她骨子里的忠贞和道义，符合那个时代对女性道德的评判标准。

但是福贵对家珍，骨子里却无多少道义和责任。悲哀的是，这也符合那个时代对男人品性的容忍标准。

对福贵来说，家珍也许是最好的妻子，但对凤霞和有庆来说，她却是个糟糕的母亲。

在福贵被抓壮丁，失去音信的几年间，因为没钱医治，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凤霞高烧致残，成为聋哑人，有庆更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险些丢掉小命。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等待生死未卜的福贵回家的日子里，家珍和两个孩子遭逢的痛苦，绝非福贵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可以盖过的。

好在历经磨难后，一家四口终于团聚。

解放后通过一家人的勤恳劳作，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家珍却因常年劳累和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依旧无钱医治，只能卧床静养。

紧接着，十三岁的儿子有庆先遭了意外。县长的妻子难产大出血，有庆所在的学校组织献血，血型吻合的有庆，被抽血过量夭亡。

命运又何其吊诡，令憎恨都苍白无力。

那个县长，竟是跟福贵有过命交情的战友，福贵满腔的痛苦无处发泄，更不敢告诉家珍儿子离世的事实，只是将有庆背回村子偷偷埋葬。

这也造成了家珍生命中最大的憾恨：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而眉清目秀的凤霞，长到待嫁的年纪，却由于聋哑，无人问津。直到遇见本分能干，同样身体残缺的大龄青年二喜。二喜对凤霞实心实意，二人很快就结了婚。

眼看凤霞婚后夫妻和美，日子越过越好，家珍心里也踏实下来。卧床许久的她，经常催福贵去城里看凤霞，凤霞夫妇也经常回村照顾家珍。

可终于苦尽甘来的凤霞，却在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大出血猝然去世，使家珍和福贵又遭逢致命打击。

将凤霞葬在有庆旁边后，家珍的眼泪彻底流干了，最后一丝活着的意志，也随着儿女的死消散了。

苦难，汤汤如河，还是卷走了这个饱尝苦难的女人。

纵观家珍的婚姻生活，艰辛，坎坷，苦难实多。临终前她却对福贵说：

“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

听来甚觉突兀，家珍半生都为福贵而活，她配合着福贵，配合着命运，完成了对自己的践踏，并把它升华成了“报答”。

但，真是这么回事吗？

家珍的丈夫吃喝嫖赌、暴打怀孕妻子；家珍的丈夫败光家产，令全家栖身茅屋；丈夫被抓壮丁，家珍独自照料生病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女；女儿因高烧致聋致哑，身为母亲却束手无策；家珍因操劳患上不治之症，却无钱医治；一双儿女不幸过世，家珍再无存活意志。

当历历苦难排山倒海而来，家珍的丈夫满足于“我还活着”，甚至云淡风轻地唱：“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而家珍，将经受的一切苦难，都当作对丈夫的报答。更讽刺的是，“家珍式”的悲剧，也非特定时代的产物，放诸当下，福贵一样的男人依然比比皆是。

他们无责任心，无道德底线，吃喝嫖赌，糟践人生。

一无所有后，还要从被他们拖进深渊的女人身上继续找存在感，甚至绑架女人和他一起受苦。

而女人如家珍一样“无私奉献”还好，如果发愿自救，进而逃离，拉姆和新街口事件，便是对她们的“报答”。

而仍有许多人，将这种“报答”，视作她们应得的代价。仅仅因为，她们无力再迎合男人的需求，她们想逃离“家珍”这个身份，却注定被世俗标签圈禁：“家珍是你的女人，不是别人的，谁也抢不走。”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家珍始终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的信念，蹉跎在不成器丈夫造就的苦难中，折堕至死，还将之假想成“幸福的一生”。

这种“自我感动”的思想明明不值得弘扬，却又是多少传统女性，被长久洗脑的“甘心情愿”啊！

最终，始作俑的福贵成了“生活的勇者”，而饱受艰辛的家珍只是“死得很好”，只是“没人说闲话”。

一个女人的一生，两句话就概括完了：壮举是男人的，尘埃是女人的，这就是《活着》。

本文无意割裂时代，无意褒贬余华的作品，无意蔑视“一个人与他命运的友情”。

只是生而为人，人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女人不是附庸，希望福贵对家珍的赞美和褒扬，除他之外，再无人觉得理应如此。

在加拿大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阿伯特的《婚姻史》中，记录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的忠告：

“在女人的一生中，婚姻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使得她在余生中，要么比任何人都幸福, 要么比任何人都不幸。”

婚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否嫁对人，将遭遇什么，都是未知数，这也是如今越来越多女性不肯踏足婚姻的原因之一。

女人在现实生活中若碰到“福贵式”的男人，还是早点离开得好，别给自己戴圣母光环，别做“家珍”，别拿自己，去滋养任何糟践人生的男人。

不负他人犯错的因果，才是对自我的负责。

女人，更不要活得死了都没人说闲话！

毕竟，女人也有权利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