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上海代表团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参加好这次重要会议，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严守纪律，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上海文艺界的能力水平、责任担当，为大会的圆满成功，为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任仲伦（中国影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主席）：

这次全国文代会在庆祝党的百年诞辰的背景下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充满文化之自信、奋斗之豪情。2035年我们将实现文化强国的愿景，这是国家战略，是我们的使命。

电影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之一，应该而且可以率先作为、大有作为。这些年来，中国电影伴随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力量，深刻影响着全球电影的格局。目前，全中国银幕超过8万块，位居全球第一，为美国的一倍以上；电影票房最高达642亿，位居全球第二；电影产量达近一千部，为全球第三。尤其在抗疫期间，中国电影率先恢复了生产与市场，票房与观众领先于所有国家，中国电影进入品质年代，形成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上海要在建成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指引下，努力实现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上海电影应该努力成为主力军，创作更多优秀电影，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立功勋。

佟瑞欣（上影演员剧团团长、演员）：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总书记反复提到了“人民”这两个字。他说到创作时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佟瑞欣

我们的创作永远不能离开人民，我们要走进人民，扎根人民，走进群众，扎根群众，从人民当中获取艺术素材、营养和深入人物内心的力量。

在表演当中，要朴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塑造出可信的人物形象。我曾拍摄过一部电影，叫《大山深处的保尔》就是反映了一个身体残疾的乡村教师的形象。当初就是因为坚持下生活，让我找到了这个人物的灵魂。包括前些年我拍摄的电影《邹碧华》，同样是这样，只有深入到邹碧华同志曾经工作、生活的环境当中，你才能掌握到这个人物的灵魂，而不是一个空壳，因此，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帮助我们塑造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鲜活的人、可信的人、可爱的人。

我记得2018年在电影《邹碧华》上映之后，上影集团开了一个表彰会。拿到了集团领导发给他的奖状以后，牛犇老师偷偷递给我一张纸条，然后默默坐下。我有点惊讶，因为老爷子向来笑呵呵的，为何如此凝重。带着疑惑，我打开这折叠整齐的纸条，字条上写道：“我们一块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当时牛犇老师激动地跟我讲：“头，这是咱们俩的秘密”。可是当我看到老爷子激动的样子，我在想作为团长，我应该完成老人的意愿，但也不能把老人一生的追求变成了秘密。

后来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给当时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了一封信。牛犇老师收到来信激动万分，他读着这份信，热泪盈眶，几度哽咽。当时牛犇老师跟我一直说，他说：“这是个好时代，记得哪天我们俩一起买了个冰淇淋来庆祝。”然后我说你今天应该写几个字纪念一下，他就写了四个字“生正逢时！”送给我。

从2016年到2021年，我自己先后在影视剧《遵义会议》《长征大会师》《光荣与梦想》当中塑造了毛泽东主席，包括我们上影演员剧团原创的话剧《日出东方》也是扮演毛泽东主席。我们知道，我们不论在电影、舞台，还是电视剧中，常常会看到主席有大段的台词，而这些大段的台词是要靠我们一字一句，理解意思之后，再把它准确地背出来，最后在镜头之前呈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剧组拍摄期间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是在背词，在化妆间，在车上，一直到导演喊开始。就如总书记讲的：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这一点我想谈谈我的体会。我一直说我很幸运，我工作生活的上影演员剧团有非常多优秀的老前辈，艺术家秦怡、达式常、牛犇，他们都是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榜样。我曾见证秦怡老师90多岁高龄，爬到海拔3000多的青海高原拍摄电影；80多岁的达式常老师用十个月的时间带领剧团的几十位演员录制有声剧《牛虻》，达式常老师不但分文不取，义务指导青年演员在台词塑造上精益求精，而且还拿出自己的八万块钱支持剧团改造录音棚。

2019年，著名表演艺术家，90多岁的秦怡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2021年1月上影演员剧团获得了“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的荣誉。我想剧团的前辈们就是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能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的榜样。

郑大圣（上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

有幸第二次在文联大会的开幕式现场聆听习总书记对全国文艺家、作家的讲话。跟五年前相比，总书记的语速更缓了，语气却是更重了。

讲话中的关键词精粹珠玑，需要反复揣摩，尤其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深入体会。因为，这诚然是出于国家文化战略、民族复兴精神主旨的政治高度，但同时也出于对文艺创作根本规律的深度契合；这些提纯精炼，更是最完满、最理想、最高级的审美标准。有哪一个艺术家不想做出符合这些标准、哪怕只是其中一条的作品来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犹在军戎之前，而文艺多少是礼乐的延伸，岂能放纵游戏。主旋律的多样化创作是新时代的命题、新时代的要求，总书记为我们标示了出来，中国当代的艺术家们生逢其时，当用自己整个的职业生涯努力践行、全力追求之。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

这次会议，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激情澎湃。讲话高瞻远瞩，立意深远，既是政治文献，又是文艺理论，既是政治语言，又是艺术语言，既是工作部署，又是殷切期盼。感怀深深，需要深入学习，慢慢体会：一是波澜壮阔的时代，需要波澜壮阔的史诗作品；二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三是寄希望于青年，高等艺术教育任重道远。

盛艳虹（制片人）：

身为上海影协新文艺群体的一员，能够参加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步入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真的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神圣感。

盛艳虹（藤井树）

现场聆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久久激荡，难以平复。是感动，更是感恩。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深入浅出、深谋远虑。把党和国家对文艺战线、文艺工作者的重视、爱护和寄予的厚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书记提出的五点希望，就是我们当下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创作方向、指导纲要，和思想引领。

总书记提出的五点希望

我是一个体制外的创业者，从事电影领域的创作。听完总书记的讲话，我切实感受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核心秘诀，就是扎根生活、聚焦现实、以人民为创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总书记告诉我们，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来把握艺术方向。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要深入火热的人民生活中去。把创作的目光放到人民身上，因为人民中有一切文学艺术的丰沛源泉。人民是作品的主角，要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些话对我们的一线创作简直是醍醐灌顶式的启发，抓什么题材，拍什么内容，表达什么主题，最终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满意。呕歌真实的、火热的、向上向善的人民生活风貌，是我们的创作核心。我们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

另外一个深刻体会是总书记对青年文艺创作者的爱护和深切期望，他说青年是文艺事业的未来，要识才爱才，引导团结各方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同时他还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要大家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听到这些话，我内心万分感动，也激励我更有信心挖掘新导演，和新导演合作。我之前参与的几部电影，包括《七月与安生》、《荞麦疯长》、《夏日往事》等都是新导演的作品，我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坚定信心，扶持新导演，培养新兴电影创作力量。

最后是作为一个有着22年党龄的老党员，此次大会让我坚定的认识到，无论身在什么岗位，以何种身份；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坚持党性，听党话，跟党走，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行动准则。

因为我们肩负着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使命，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部分内容综合自文汇报、上海文联微信公号）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栾梦

孙福熙的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到武汉、衡山、绍兴、昆明等地分展抗日美术作品。与李寄僧等人创办绍兴孑民美育院，主编《旅行》杂志。1938年后，历任绍兴稽山中学教师、校长，昆明友仁难童学校校长，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国文及法文教员并兼教务主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教授等。建国后，任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1951年，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次年加入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1951年至1962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北京编译社高级编辑等。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工画菊花，花多叶少，别具风格。

红旗歌的同名话剧

今天，人们仍能记得当年我们打着红旗进北平之后，解放区文艺战线也打着红旗进北平，向新中国献礼献演鲁煤等创作的话剧《红旗歌》的情景。由鲁煤、刘沧浪等集体讨论，鲁煤执笔的《红旗歌》，成功表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人们的政治地位与思想觉悟；表现了成为工厂主人的工人们开展劳动竞赛，支援和推动解放战争胜利前进的革命英雄主义豪情。周扬在《论〈红旗歌〉》中说，“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
1949年五一节《红旗歌》在北平首演后，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红军戏剧家李伯钊观看后马上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红旗歌》应该得红旗，这是群众的呼声！”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从〈红旗歌〉谈起》中说，“这是个好剧本，看过的人没有不称赞的”。曹禺称赞剧本运用鲜活的群众语言，“台词儿写绝了”。
在同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演出后，《红旗歌》受到了来自新解放的南京、上海等城市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好评，成为解放区话剧的代表作，为解放区文艺赢得了荣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年间，全国各省市至少有30多个剧团排演过此剧，演遍了全国。在南京 “突破了从来该地话剧卖座的纪录”。上海戏剧、电影界组成以导演沈孚，演员蓝马、黄宗英等豪华演出阵容，日夜两场，连演3个多月。他们在演出总结报告中说，此剧的演出“将新中国的戏剧运动，推前一步”。《中国话剧通史》称它对当年的话剧创作有开拓意义。
周恩来总理重视、喜爱《红旗歌》，曾调首演此剧的华北联大第三文工团到中南海演出，热情鼓励和慰问剧团的同志们。吴祖光同志受命将此剧改编拍摄成电影不成功，周总理曾请他到家谈话，鼓励他努力改好，可惜终未如愿。
当时日本和民主德国很快将《红旗歌》译成日语和德语出版。一些戏曲工作者还将《红旗歌》改编为戏曲，如上海有越剧爱好者将其改为越剧剧本，由劳动出版社出版。
由于极“左”思潮和宗派主义的原因，《红旗歌》也曾遭到过不公正的批评。如今浮云散去，马芬姐这样的人物是否真实，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要感谢这类批评，因为正是为了反驳这类批评，周扬写出了他一生惟一的一篇剧评。
2007年，中国话剧诞生百年，《红旗歌》被收入《中国百年话剧选》，这更突出了它“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