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缘起：“空缠十万贯，不得下扬州”

今春的某日，突然看到一位同事发的图文并茂的朋友圈，图是扬州瘦西湖的春光与画舫，桃娇柳媚，碧波潋滟；配的文字是“空缠十万贯，不得下扬州”。这是把著名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下）扬州”略改了一下，显属有感而发。我则立刻心有戚戚，想跟同事互动一回，遂灵机一动，在这条信息后追了句：“既乏十万贯，亦难下扬州”，意谓同事富于资财，只是因疫情而不得下扬州；而我，“穷措大”一个，更无力下扬州去逍遥快活。其实，我只是存心“掉书袋”，做点翻案文章，调笑罢了。

引发此文写作灵感的图

这一时兴起之举，并未结束。我接着把截图发给一学生看，他表示赞同，但附上大哭的小黄人表情，好像显示他比我更窘，更无法实现下扬州的心愿。为了安慰他，我急中生智，又续了句：“挣上十万贯，疫散下扬州。”没想到学生乐不可支，反过来调侃我：“分我十万贯，师徒下扬州。”我亦大乐，“脑洞大开”，继续文字游戏：

“管他多少贯，都要下扬州”——洒脱；

“腰缠无十万，官遣下扬州”——出差；

“囊中无一贯，看人下扬州”——羡慕；

“此间风月好，何必下扬州”——反语；

“不费十万贯，纸上下扬州”——看书。

学生拊掌，师徒莞尔。这细节，是春天疫情中的小插曲，记录下来，不过是博人一粲，略抒久困于疫的愁郁而已。

到了晚间，我的职业敏感突然来袭，忆起诗词中其实有“下扬州”和“上扬州”两种说法，究竟何者为是？十万贯、骑鹤与扬州又有何关联，为什么放在一起？想到这里，我困意全无，马上行动起来，查文献，费思量，试图解决问题。

扬州的历史沿革错综复杂，约略言之，今之扬州，乃隋唐以来之扬州。其地向称繁丽，不但大贾云集、富甲天下，而且有亭台花月之胜、笙歌粉黛之乐，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乐国”。宋人以为，甚至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都未足以尽扬州之美；最好也最到位的，写到极致绝伦的扬州诗，乃唐人张祜之《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不但要在这里生活，最后还要终老于此，恋恋红尘，生死不离，才算得遂心愿。扬州的魔力大矣！既然如此，那就来扬州吧。怎么来呢？——“下扬州”或“上扬州”。

盘点各种“下扬州”

先说“下扬州”。南朝时无名氏的《那呵滩》其四就写：“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后世送情郎下扬州，就成为一种相对常见的抒情模式，这多是在乐府和文人拟乐府中用之。明末陈子龙《懊侬歌》（其三）云：“咿哑江陵乌，集欢樯子头。白皙江陵女，随欢下扬州。”则是写一对情人携手下扬州。

“下扬州”成为一个著名典故，主要还是拜隋炀帝杨广所赐。杨广虽是有名的昏君，但他疏浚运河，却颇有功绩，那著名的大运河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令扬州成为交通枢纽、商贸重镇，日益繁华起来。杨广三下扬州巡幸，更于江都置宫馆，还留下了《泛龙舟》诗：“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无疑有着浓浓的扬州情结，后来的《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等小说还虚构了他在扬州的艳遇——跟美女琼花的故事。这自然是靠不住的“戏说”而已。

到了唐代，写“下扬州”最著名、最精彩的，无疑是李白。他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极脍炙人口，《唐宋诗醇》评云：“语近情遥，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在最美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遂成为人人歆羡的乐事。李白的妙笔，必然对“下扬州”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还有一首《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其实此诗颇具迷惑性，几个地名，风马牛不相及。诗里的南京，实指成都。安史乱中，玄宗仓皇逃到蜀地，其中的“下扬州”云云，系用事，大有美化逃跑的意味。太白真是善于用典，把天子之“蒙尘”，依然写得那么富丽堂皇，甚至令人产生眩惑之感。

杜甫也写到“下扬州”，《解闷十二首》（其二）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扬州果然是东南最繁华富庶的都会，而“下扬州”也有可能是为了“国际贸易”，唐时的西域胡商就常往来其间，亦引发了杜甫的游兴。但杜甫只是向往，并未真到过扬州。晚唐杜牧则真的在扬州留有风流韵事，小杜自言“十年一觉扬州梦”，诗里也用过“下扬州”，他最有名的扬州诗应属“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

李白、杜牧等名诗人的千古丽句，令“下扬州”成为风雅之事，后人再作，就喜欢在诗中营造一种优雅氛围、斯文格调，如南宋郑震《荆南别贾制书东归》：“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扬州”；元代杨维桢《筚篥吟》：“春风吹船下扬州，夜听笛声江月流”；明代王世贞《过德州不及访于鳞有寄》（其二）：“最好渐圆新夜月，片帆无赖下扬州”，无论是月明吹笛、春风吹船，还是片帆无赖，都把“下扬州”描摹成诗意的、令人神往的佳事。

有正必有反，并非所有的“下扬州”都让人向往，也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宋人周行己《病中思归呈千之十七兄》有句：“白首遑遑谩世忧，我今问米下扬州”，就是为了生计，哪还有潇洒可言？明初袁凯《江上舟中闻笛》云：“谁家吹笛倚江楼，江上行人夜未休。独有思家两行泪，为君挥洒下扬州。”虽思家念亲，却凄凄惶惶、身不由己地“下扬州”去也。

直到晚清民国，“下扬州”都是诗词中常见的典故，如杨圻就多次用，录其《临江仙·怨意》一首：“飞絮游丝无定意，芳菲欲问无由。吹箫人在小红楼。珠帘玉砌，满眼是春愁。雨后风前怜别夜，一床闲梦悠悠。桃花春水下扬州。江南江北，还在海西头。”这浓浓的离愁别怨，如何排遣！

上文列举的“下扬州”的作品，以行路、送别、寄远居多；此外，在咏史怀古中亦大有用武之地，历代不乏佳作。古代的扬州，几番兴衰，其繁华愈胜，而摇落愈悲。从鲍照《芜城赋》的盛衰之叹，到姜夔《扬州慢》的黍离之悲，佳篇甚多，不烦枚举；而隋炀帝的“下扬州”，又提供了独特的怀古视角。南宋朱继芳的《扬州》云：“金陵王气水东流，流到淮南（一作东淮）古岸头。夜半一声天上曲，锦帆天子下扬州。”用杨广巡幸事，咏古伤今，含蓄有情。明人王恭的《台城送客之广陵城》在送别中寓有兴亡沧桑的意味：“金陵树里送行舟，二十四桥春水流。肠断琼花天上去，更无歌管下扬州。”亦词清句丽，感慨不已。明吕时臣《过山阳有感》云：“黄金散尽不封侯，始信浮生总浪游。漂母祠前芳草暮，淮阴道上白云秋。帆收远寺钟初定，角转重城水乱流。多少英雄死无处，何如吹笛下扬州。”同为咏史，却略见新意。末尾言英雄功业皆为虚幻，何如下扬州潇洒快活？

值得留意的是，在僧人诗偈中，“船子下扬州”屡见不鲜。这源于《景德传灯录》所载之唐代福州雪峰义存禅师语录：

问：“寂然无依时如何？”

师曰：“犹是病。”

曰：“转后如何？”

师曰：“船子下扬州。”

“船子下扬州”乃一譬喻，借以形容修行中达到的高妙境界，或许类似乘船中那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舒适恬逸感，其中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妙。此后僧禅诗屡用之，北宋高僧释宗本《辞众》就云：“本是无家客，那堪任便游？顺风加橹棹，船子下扬州。”亦是悟道妙谈。

用“下”字，当跟扬州的交通和地理位置大有关系。古代到扬州，一般都是水路，而扬州在中国的东部，离海不算远了，所谓“海西头”。如果从中原一带到扬州，那就是“下水船”，即从西往东顺水下驶的船，故用“下扬州”是水到渠成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无论是隋炀帝的下扬州、还是清乾隆的下江南，用“下”固然有水路顺流而下之意，但不可忽略，还有一层皇帝居高临下巡游的意味。当然，如果处在扬州下游或南边，而往扬州去，从地理位置上则是“上扬州”了。

清刻本《扬州画舫录》

美丽的梦：多金、成仙加“上扬州”

上面梳理的这条“下扬州”线索，跟标题里的十万贯、骑鹤，似乎没有太多关系。真正有关联的，是“上扬州”。

十万贯，在古代泛指发大财，史书中记载“数十万贯”的地方甚多。小时读《水浒》，屡见“十万贯金珠宝贝”，就觉得这是泼天富贵了。唐代即有“钱十万贯……可通神矣”之说（张固《幽闲鼓吹》）。宋太祖曾想用桑维翰这样的大臣（其时桑已死），左右言此人太爱钱，活着也不能用，太祖说了句极风趣的话：“穷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按，宋人笔记载之颇多，录自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二）令人绝倒。窃以为，十万贯或可喻为今之财务自由，似甚应景。而骑鹤，一开始就与道教的成仙飞升有关。鹤在古代文化中被认为是长寿、优雅、吉祥的象征，仙人多骑鹤，在鹤前加一仙字，即有超尘出世之思。白居易是较早用骑鹤典故的诗人，其《酬赠李炼师见招》有句云：“曾犯龙鳞容不死，欲骑鹤背觅长生”。贾岛《游仙》亦用之：“归来不骑鹤，身自有羽翼。”至宋，诗文用得更多。

十万贯、骑鹤、扬州，这三者是怎么合在一起的呢？可以说源自唐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收入了清人所编的《全唐诗》，题为《言志》，下有释文：“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云云，欲兼三者。”孔子有名言：“盍各言尔志？”对芸芸众生而言，似不必侈谈什么鸿鹄之志。释文中的三个志愿，很“接地气儿”，至少“不装”。三事单独实现已难得，合并或可称“最高理想”。自古以来，多数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官，如果能在富足的好地方做官，更是求之不得。扬州是人间乐土，在此做刺史绝对属于上等的“美差”。除了做官，多金、成仙也是人人羡慕的。而有一人，胃口奇大无比，要兼得这三桩好事：做扬州刺史、多金、骑鹤飞升；而把它们合成一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就横空出世了！噫吁嚱！三桩人所歆羡的美事一并实现，快何如哉！诗里的扬州，原意是指到扬州做官，而用“上”字，不但有去、到之意（今犹常说：上班、上学、上哪儿去），还显示出飞升的意味，似乎“上扬州”是去人间天堂，且与骑鹤正相匹配，而诗也就有了仙气，刻画出得道升天之逍遥。说到底，十万贯、骑鹤和“上扬州”用在一起，还是源自一个“欲”字，很多人想鱼与熊掌兼得。古人擅长精炼，如能将十字简化成一词，以喻三事，岂不更妙？于是“扬州鹤”又成专有名词，一词总三事，宋人颇喜用之。但睿智的苏轼已泼了一瓢冷水：“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世间那有扬州鹤？”（《於潜僧绿筠轩》）痴儿何其多也！

从文献上考察，“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最早见于宋代，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僧人诗偈等，盖当时已成歌谣谚语，流布人口；而诗句再加上“三难并”事迹，最早也见宋代文献，如类书《事类备要》《古今事文类聚》（伪托王十朋的《东坡诗集注》亦载），而出处则写《小说》，后乃有云为南朝梁殷芸《小说》者。此书久佚，今人辑录之《殷芸小说》，收此条于三国“吴蜀人”中。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曾辨《殷芸小说》所言之扬州为建业（江宁），非今之扬州，可参。

从用事的角度考订，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三事，在宋以前诗文，从无合并用之者。退一步讲，三事各自单用，亦自唐人始。故笔者以为，《全唐诗》收录似较合适，盖唐人始单言之，继而又“三合一”，而宋代成口头禅，更广泛运用之。若为三国时典故，何以整个六朝、唐代无言之者？传言出自《殷芸小说》，并无确凿证据，误传的可能甚大。且诗文典故、意象的成立、运用和固定，是有其过程的。再考虑扬州在隋唐发展成人所向往的大都会，空前繁盛，故将此典故的出现时间断在唐代，远比断在三国合理。其真正流行、家喻户晓，则在宋代。

请允许“想得美”

今人嘲讽异想天开者，每戏云：“想得美！”宋人笔记中已有“美事不两全”的慨叹，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灶，又欲为知制诰，尝曰：‘使我得水银银半两，知制诰三日，平生足矣！’二愿竟不遂而卒。白乐天弃冠冕而归，锻炼丹灶，未成，除书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盖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为官，又欲为仙，安有是理邪！”白居易、夏侯嘉正都成“反面典型”。十万贯是俗世之发大财，而骑鹤则是得道成仙之快意，还要饶上在富庶的扬州做官，真是黄粱美梦，注定无法实现，只能再说一句“想得美”！

虽说是“想得美”，但总要允许人去想；人生实苦，如果再没点美好的空想迷梦，岂不令人绝望？从宋代起，“上扬州”乃成一典故，时兴起来，有特殊用意，与“下扬州”不同。宋人王庭圭《梁道人借示丹经数册阅未遍辄告行归其书赠之以诗二首》（其一）云：“丹经汗损几车牛，奥意难从纸上搜。相见缠腰无十万，待看骑鹤上扬州。”这是祝愿朋友早日成仙得道。陈与义《答元方述怀作》有云：“不见圆机论九流，纷纷骑鹤上扬州”，亦属有感而发。在雅士的眼中，“上扬州”或许俗不可耐，于是反其道而用之，如南宋欧阳守道《题兴善院净师月岩图》：“人言腰钱骑鹤上扬州，何如岩中月下从僧游。”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妙，又岂是“腰钱骑鹤上扬州”所能比拟的！人最不可俗也。

还有的“上扬州”用典，颇能翻新出奇。如南宋张扩《读钱神论偶成》有云：“不愿腰缠十万上扬州，安用呼卢百万供一掷！”众人都羡慕的，这位偏不，他喜欢一掷百万地去豪赌。也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南宋范成大《白云泉》云：“龙头高啄嗽飞流，玉醴甘浑乳气浮。扪腹煮泉烹斗胯，真成骑鹤上扬州。”泉水煮茶，美矣；饮茶到一定境界，妙矣；以“骑鹤上扬州”形容美妙的喫茶之境，何等熨帖稳惬！这不能不说是借鉴了高僧诗偈的用法，点铁成金矣。

金元名臣耶律楚材《感事四首》（其一）亦用“上扬州”：

富贵荣华若聚沤，浮生浑似水东流。

仁人短命嗟颜氏，君子怀疾叹伯牛。

未得鸣珂游帝阙，何能骑鹤上扬州。

几时摆脱闲缰锁，笑傲烟霞永自由。

篇幅有限，不拟疏解全诗，只看第三联，意谓想到扬州做刺史，有个前提，得先进京，金榜题名，然后才有外放的机会，可谓大实话也。耶律楚材在另一首《蒲华城梦万松老人》末尾云：“撇下尘嚣归去好，谁能骑鹤上扬州？”径直指出“上扬州”乃空幻之迷梦。

另，宋人宋伯仁有《扬州骑鹤楼》诗，因知宋时扬州有骑鹤楼，足见“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在当时之深入人心，竟然令“骑鹤”从文学想象变成了实地景观。据《大明一统志》，此楼明时尚存，在府城东北；清《江南通志》言，在江都县大街内，而今安在哉？

由上面的引用分析可见，“上扬州”跟十万贯、骑鹤搭配，是“正牌”，用的也最多。特别是文人墨客用扬州典故，凡是把扬州跟十万贯、骑鹤联系在一起的，率多作“上扬州”，绝少作“下扬州”者。虽然一字之差，但鲜有误用，足以说明古代文士对此典故是有斟酌的。戏曲已是通俗文学，甚至文人作剧也如此用，可知一丝不苟，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就有“金钗两股牢拴就，抵多少骑鹤上扬州”。这并非锱铢必较，而是读书细致，造理精微。

清刻本《平山堂图志》

兹举两位同时用过“上、下扬州”的宋明文人，以见区别之井然。北宋邹浩《招俞清老并简康远禅师》（其一）云：“腰钱骑鹤上扬州，妄想空来事事休。惟有三竿风月在，待君同理钓鱼舟。”与“腰钱骑鹤”并举则用“上扬州”；其《寄俞清老》末云：“一滴曹溪好消息，为君船子下扬州”，与“船子”同用则是“下扬州”矣。有趣的是，此二诗都是写给俞清老的，可称见微知著。再看明代胡应麟，其《赠戚山人伯坚》中的两句：“底事歌鱼来越郡，谁能骑鹤上扬州”；《真州逢李季宣》起云：“短棹东来不厌游，吹箫弹铗下扬州”，《青楼曲八首》（其八）末云：“二十四桥天似水，画船乘月下扬州”，上、下之间，亦是辨别清晰，洞识精微。

文人墨客明察秋毫，而宋代的和尚有时却“上、下”混用。宋时僧禅诗写到扬州的颇多，有的就把“上、下扬州”混淆了。佛教传道，讲究心法妙悟，而禅师喜借人所共知的俗语、口头禅来打机锋、参话头，以求得佛理禅趣。既然“骑鹤上扬州”有白日飞仙之妙，禅诗用用何妨？北宋禅师释中仁《举与万法为侣因缘颂》就径直拿来：“秤锤搦出油，闲言长语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南宋的释师体《颂古二十九首》（其十三）亦云：“义从亲处断，贫向富边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此二处的“上扬州”，已然意味着宗教意义上的超脱与自由了。如前所言，还有混用“下扬州”的，南宋释宗杲《颂古六首》（其五）云：“俱胝一指头，吃饭饱方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如释道颜《颂古》（其七十九）云：“快骑骏马上高楼，南北东西得自由。最好腰缠十万贯，更来骑鹤下扬州。”问题来了，何以僧人偶尔上、下混用？或许因为僧禅诗比较接近白话诗，与民间的关系亲近；而民间没有分辨得那么细致，老百姓是“上、下扬州”混用的，于是僧禅诗间或从俗，无有定准了。

妙在上下虚实之间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见，“下扬州”和“上扬州”是两个不同的典故，含义不同，用“下”抑或“上”，是要视情况而定的。但凡表达升官发财、享受人生，或追求升天得道的，多把十万贯、骑鹤和“上扬州”联系起来，这往往是精神上的虚指；而真的要去扬州（包括送别），或由杨广巡幸扬州抒兴亡之感，则用“下扬州”居多。另外，还有个别的特例，不赘述。从数量上考察，历代诗词中，用“下扬州”和“上扬州”的，大约各占半壁江山，没有出现一个极多、另一极少，或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情况。

《周易·系辞上》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借言之，“上扬州”，多精神世界的畅想翱翔，一枕槐安，飘飘欲仙，“形而上”也，故用“上”；“下扬州”，多现实生活的顺流而下，实有其事，“形而下”也，故用“下”。再从情绪言之，“上”有着逆流的刚劲、昂扬的憧憬；而“下”则多顺流的缠绵、离别的伤感。从诗的感觉来说，如作“烟花三月上扬州”，或略显不符审美习惯，缺少了思念的缠绵与离别的惆怅；如作“春来骑鹤上扬州”，就显得明快、晓畅，要和谐许多。说明这里也有微妙的审美心理的问题。

清乾隆刻本《南巡盛典》中的扬州图

近代以来，笔者故乡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摘石榴》，写青年男女无法自由恋爱，遂“下扬州”私奔，追求美好生活。歌词中男的提出“下扬州”的想法，女的接唱：“听说下扬州，正中我心头，打一个包袱我就跟你走。一下扬州，再也不回头……”以“下扬州”来象征心目中的恋爱乐土。这倒是与明末陈子龙的写法一脉相承。

拙文谈的问题虽然细小，但因“腰缠十万贯，骑鹤上（下）扬州”是口头禅、欢喜事、“心外妙”，众口流传，甚至入了古代童蒙书（如《幼学须知》），惜人多未措意其形成时代和幽微差异，特别是未能体会古人用典的精密不苟，故不惮繁琐，考证始末，斟酌异同。这或许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今人谈一线大都会，言必称“北、上、广”；而在中古时代，扬州则是当之无愧的东南大都会，或可比作今之上海，故而人人憧憬神驰。要之，这个典故形成于唐代，风行于宋代，迄今不衰，与隋唐以来扬州富甲东南、佛教的流行及世俗享乐的社会风气等，都有着密切关联。

大疫已三年，百事不由人。期待疫散云开，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十万贯，骑不骑仙鹤，做不做扬州的官儿，都能随时随地、毫无阻碍地“下扬州”或“上扬州”。这一天，远乎哉？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土尔扈特人冒死也要东归大清，他们在沙俄究竟经历了什么？

因为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要求土尔扈特人派兵参加他们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的残酷，让土尔扈特损失惨重，而且没捞到半点好处，毕竟这场战争不关土尔扈特任何事。

土尔扈特部原是卫拉特四部，明朝称瓦剌，卫拉特蒙古主要是活动在新疆与中亚的游牧部落，它主要有四部组成；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卫拉特主要是和硕特部为盟主，明未清初，准噶尔部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通过战争取代），土尔扈特就在这时往西边跑的。

然后遇到了俄土战争，被裹挟参加这场二百多年的战争。

俄土战争是沙俄与土耳其为争夺土地，从17世纪到19世纪打了十二次，二百多年。而土尔扈特部从1620年就开始向西迁，共5万余帐（帐是游牧民族基础单位，并不意味着一帐就是一家或一顶帐篷，它是游牧的最小单位，一般是一个大家庭），到达地点后，又与当地土著开战，并成立一个独立游牧汗国。

如图如示，这是现代疆域地图，当时的奥斯曼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帝国。而土尔扈特所选的地点正好是位置奥斯曼与沙俄之间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

土尔扈特击败了当地土著诺盖人，并将他们驱离，然后遇到新的敌人——沙俄。沙俄想控制土尔扈特部，并让他们参加对奥斯曼的战争。

谈不陇，双方开战。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土尔扈特西迁后第一代领袖鄂尔勒克在与俄军作战时，阵亡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死后，土尔扈特部由他的儿孙继续领导。据史料记载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勉强站稳时，共有十万臣民与八万军队，与最初的5万帐相比，数量少了不少。

此图为渥巴锡，领导土尔扈回归的领袖。

到了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鄂尔勒克的曾孙阿玉奇汗死亡，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部很有作为的领袖，他在位期间，继承上任汗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参加蒙古卫拉特各族大会（1640年，穿越半个地球回来参加卫拉特大会，并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与各蒙古部落，清政府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与沙作物抗争并妥协，核心目的是保证土尔扈特的独立性。

沙俄为吞并土尔扈特，企图扶植已经完全东正教化的土尔扈特贵族敦多克夫家族为汗，以取代渥巴锡一脉有统治。敦多克夫是俄姓，此家族是阿玉奇汗第四个儿子的后代，因为长期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做人质，信仰直接改为东正教。

除了此外，沙俄还向土尔扈地区大量移民，其中最多的是从顿河过来哥萨克部落，这直接导致二部落矛盾激化，二支部落无时无刻不在对抗。

以上因素，土尔扈特还可以应付，但以下因素则直接导致土尔扈特不能接受。

沙俄与瑞典，土耳其频繁的战争，而且沙俄无休无止的向土尔扈征兵。

1765年乾隆三十年，沙俄“屡征土尔扈特与邻国战”“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也就是沙俄让土尔扈特部当炮灰，史料记载“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十之一二”，出去十个加来就一二个。因此，土部“人人忧惧”，他们即怕沙俄，也怕这无意义，且把自己当炮灰的战争。

再加上，乾隆中叶在平定卫拉特等部后，有一部分人跑到了土尔扈特部，告诉了东方这边的消息，于是土尔扈有回家的念头。他们开始了筹划。

不久，沙俄又要与土耳其开战，并向土部征兵，命令是“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此时的大汗是渥巴锡，他明白如果执行这道命令，整个部落将会灭亡，时不我待。

1770年秋，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共17万人，开始了返还祖国的征程（其中有一部分没来得及出发，被留了下来）。渥巴锡率领2万大军殿后。

土尔扈部从1770年11月东迁，到1771年6月到达祖国，前后8个月，行程一万公里，到达清朝后，活下来的只有7万人，约10万人死于征途。

东归的过程异常坚苦，除了沙俄派兵追击外，一路上还有哈萨克汗国的军队拦阻。1771年5月到达新疆伊梨，遇上了第一支友军——驻守在伊犁的清军。

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去“征服”东方，土部一路上损失十万余人，还怎么“征服”。当时清朝还有商议怎么对待土尔扈特部，大部分大臣都主张不接纳，因为怕影响清俄关系，好在乾隆比较开明，接纳了土部，并及时送去了大量的牛羊，皮衣等大量物资，并给土部划分了牧区。

土尔扈特人冒死也要东归大清，他们在沙俄究竟经历了什么？

因为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要求土尔扈特人派兵参加他们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的残酷，让土尔扈特损失惨重，而且没捞到半点好处，毕竟这场战争不关土尔扈特任何事。

土尔扈特部原是卫拉特四部，明朝称瓦剌，卫拉特蒙古主要是活动在新疆与中亚的游牧部落，它主要有四部组成；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卫拉特主要是和硕特部为盟主，明未清初，准噶尔部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通过战争取代），土尔扈特就在这时往西边跑的。

然后遇到了俄土战争，被裹挟参加这场二百多年的战争。

俄土战争是沙俄与土耳其为争夺土地，从17世纪到19世纪打了十二次，二百多年。而土尔扈特部从1620年就开始向西迁，共5万余帐（帐是游牧民族基础单位，并不意味着一帐就是一家或一顶帐篷，它是游牧的最小单位，一般是一个大家庭），到达地点后，又与当地土著开战，并成立一个独立游牧汗国。

如图如示，这是现代疆域地图，当时的奥斯曼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帝国。而土尔扈特所选的地点正好是位置奥斯曼与沙俄之间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

土尔扈特击败了当地土著诺盖人，并将他们驱离，然后遇到新的敌人——沙俄。沙俄想控制土尔扈特部，并让他们参加对奥斯曼的战争。

谈不陇，双方开战。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土尔扈特西迁后第一代领袖鄂尔勒克在与俄军作战时，阵亡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死后，土尔扈特部由他的儿孙继续领导。据史料记载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勉强站稳时，共有十万臣民与八万军队，与最初的5万帐相比，数量少了不少。

此图为渥巴锡，领导土尔扈回归的领袖。

到了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鄂尔勒克的曾孙阿玉奇汗死亡，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部很有作为的领袖，他在位期间，继承上任汗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参加蒙古卫拉特各族大会（1640年，穿越半个地球回来参加卫拉特大会，并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与各蒙古部落，清政府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与沙作物抗争并妥协，核心目的是保证土尔扈特的独立性。

沙俄为吞并土尔扈特，企图扶植已经完全东正教化的土尔扈特贵族敦多克夫家族为汗，以取代渥巴锡一脉有统治。敦多克夫是俄姓，此家族是阿玉奇汗第四个儿子的后代，因为长期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做人质，信仰直接改为东正教。

除了此外，沙俄还向土尔扈地区大量移民，其中最多的是从顿河过来哥萨克部落，这直接导致二部落矛盾激化，二支部落无时无刻不在对抗。

以上因素，土尔扈特还可以应付，但以下因素则直接导致土尔扈特不能接受。

沙俄与瑞典，土耳其频繁的战争，而且沙俄无休无止的向土尔扈征兵。

1765年乾隆三十年，沙俄“屡征土尔扈特与邻国战”“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也就是沙俄让土尔扈特部当炮灰，史料记载“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十之一二”，出去十个加来就一二个。因此，土部“人人忧惧”，他们即怕沙俄，也怕这无意义，且把自己当炮灰的战争。

再加上，乾隆中叶在平定卫拉特等部后，有一部分人跑到了土尔扈特部，告诉了东方这边的消息，于是土尔扈有回家的念头。他们开始了筹划。

不久，沙俄又要与土耳其开战，并向土部征兵，命令是“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此时的大汗是渥巴锡，他明白如果执行这道命令，整个部落将会灭亡，时不我待。

1770年秋，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共17万人，开始了返还祖国的征程（其中有一部分没来得及出发，被留了下来）。渥巴锡率领2万大军殿后。

土尔扈部从1770年11月东迁，到1771年6月到达祖国，前后8个月，行程一万公里，到达清朝后，活下来的只有7万人，约10万人死于征途。

东归的过程异常坚苦，除了沙俄派兵追击外，一路上还有哈萨克汗国的军队拦阻。1771年5月到达新疆伊梨，遇上了第一支友军——驻守在伊犁的清军。

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去“征服”东方，土部一路上损失十万余人，还怎么“征服”。当时清朝还有商议怎么对待土尔扈特部，大部分大臣都主张不接纳，因为怕影响清俄关系，好在乾隆比较开明，接纳了土部，并及时送去了大量的牛羊，皮衣等大量物资，并给土部划分了牧区。

土尔扈特人冒死也要东归大清，他们在沙俄究竟经历了什么？

因为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要求土尔扈特人派兵参加他们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的残酷，让土尔扈特损失惨重，而且没捞到半点好处，毕竟这场战争不关土尔扈特任何事。

土尔扈特部原是卫拉特四部，明朝称瓦剌，卫拉特蒙古主要是活动在新疆与中亚的游牧部落，它主要有四部组成；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卫拉特主要是和硕特部为盟主，明未清初，准噶尔部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通过战争取代），土尔扈特就在这时往西边跑的。

然后遇到了俄土战争，被裹挟参加这场二百多年的战争。

俄土战争是沙俄与土耳其为争夺土地，从17世纪到19世纪打了十二次，二百多年。而土尔扈特部从1620年就开始向西迁，共5万余帐（帐是游牧民族基础单位，并不意味着一帐就是一家或一顶帐篷，它是游牧的最小单位，一般是一个大家庭），到达地点后，又与当地土著开战，并成立一个独立游牧汗国。

如图如示，这是现代疆域地图，当时的奥斯曼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帝国。而土尔扈特所选的地点正好是位置奥斯曼与沙俄之间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

土尔扈特击败了当地土著诺盖人，并将他们驱离，然后遇到新的敌人——沙俄。沙俄想控制土尔扈特部，并让他们参加对奥斯曼的战争。

谈不陇，双方开战。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土尔扈特西迁后第一代领袖鄂尔勒克在与俄军作战时，阵亡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死后，土尔扈特部由他的儿孙继续领导。据史料记载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勉强站稳时，共有十万臣民与八万军队，与最初的5万帐相比，数量少了不少。

此图为渥巴锡，领导土尔扈回归的领袖。

到了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鄂尔勒克的曾孙阿玉奇汗死亡，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部很有作为的领袖，他在位期间，继承上任汗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参加蒙古卫拉特各族大会（1640年，穿越半个地球回来参加卫拉特大会，并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与各蒙古部落，清政府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与沙作物抗争并妥协，核心目的是保证土尔扈特的独立性。

沙俄为吞并土尔扈特，企图扶植已经完全东正教化的土尔扈特贵族敦多克夫家族为汗，以取代渥巴锡一脉有统治。敦多克夫是俄姓，此家族是阿玉奇汗第四个儿子的后代，因为长期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做人质，信仰直接改为东正教。

除了此外，沙俄还向土尔扈地区大量移民，其中最多的是从顿河过来哥萨克部落，这直接导致二部落矛盾激化，二支部落无时无刻不在对抗。

以上因素，土尔扈特还可以应付，但以下因素则直接导致土尔扈特不能接受。

沙俄与瑞典，土耳其频繁的战争，而且沙俄无休无止的向土尔扈征兵。

1765年乾隆三十年，沙俄“屡征土尔扈特与邻国战”“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也就是沙俄让土尔扈特部当炮灰，史料记载“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十之一二”，出去十个加来就一二个。因此，土部“人人忧惧”，他们即怕沙俄，也怕这无意义，且把自己当炮灰的战争。

再加上，乾隆中叶在平定卫拉特等部后，有一部分人跑到了土尔扈特部，告诉了东方这边的消息，于是土尔扈有回家的念头。他们开始了筹划。

不久，沙俄又要与土耳其开战，并向土部征兵，命令是“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此时的大汗是渥巴锡，他明白如果执行这道命令，整个部落将会灭亡，时不我待。

1770年秋，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共17万人，开始了返还祖国的征程（其中有一部分没来得及出发，被留了下来）。渥巴锡率领2万大军殿后。

土尔扈部从1770年11月东迁，到1771年6月到达祖国，前后8个月，行程一万公里，到达清朝后，活下来的只有7万人，约10万人死于征途。

东归的过程异常坚苦，除了沙俄派兵追击外，一路上还有哈萨克汗国的军队拦阻。1771年5月到达新疆伊梨，遇上了第一支友军——驻守在伊犁的清军。

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去“征服”东方，土部一路上损失十万余人，还怎么“征服”。当时清朝还有商议怎么对待土尔扈特部，大部分大臣都主张不接纳，因为怕影响清俄关系，好在乾隆比较开明，接纳了土部，并及时送去了大量的牛羊，皮衣等大量物资，并给土部划分了牧区。

土尔扈特人冒死也要东归大清，他们在沙俄究竟经历了什么？

因为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要求土尔扈特人派兵参加他们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的残酷，让土尔扈特损失惨重，而且没捞到半点好处，毕竟这场战争不关土尔扈特任何事。

土尔扈特部原是卫拉特四部，明朝称瓦剌，卫拉特蒙古主要是活动在新疆与中亚的游牧部落，它主要有四部组成；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卫拉特主要是和硕特部为盟主，明未清初，准噶尔部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通过战争取代），土尔扈特就在这时往西边跑的。

然后遇到了俄土战争，被裹挟参加这场二百多年的战争。

俄土战争是沙俄与土耳其为争夺土地，从17世纪到19世纪打了十二次，二百多年。而土尔扈特部从1620年就开始向西迁，共5万余帐（帐是游牧民族基础单位，并不意味着一帐就是一家或一顶帐篷，它是游牧的最小单位，一般是一个大家庭），到达地点后，又与当地土著开战，并成立一个独立游牧汗国。

如图如示，这是现代疆域地图，当时的奥斯曼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帝国。而土尔扈特所选的地点正好是位置奥斯曼与沙俄之间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

土尔扈特击败了当地土著诺盖人，并将他们驱离，然后遇到新的敌人——沙俄。沙俄想控制土尔扈特部，并让他们参加对奥斯曼的战争。

谈不陇，双方开战。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土尔扈特西迁后第一代领袖鄂尔勒克在与俄军作战时，阵亡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死后，土尔扈特部由他的儿孙继续领导。据史料记载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勉强站稳时，共有十万臣民与八万军队，与最初的5万帐相比，数量少了不少。

此图为渥巴锡，领导土尔扈回归的领袖。

到了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鄂尔勒克的曾孙阿玉奇汗死亡，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部很有作为的领袖，他在位期间，继承上任汗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参加蒙古卫拉特各族大会（1640年，穿越半个地球回来参加卫拉特大会，并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与各蒙古部落，清政府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与沙作物抗争并妥协，核心目的是保证土尔扈特的独立性。

沙俄为吞并土尔扈特，企图扶植已经完全东正教化的土尔扈特贵族敦多克夫家族为汗，以取代渥巴锡一脉有统治。敦多克夫是俄姓，此家族是阿玉奇汗第四个儿子的后代，因为长期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做人质，信仰直接改为东正教。

除了此外，沙俄还向土尔扈地区大量移民，其中最多的是从顿河过来哥萨克部落，这直接导致二部落矛盾激化，二支部落无时无刻不在对抗。

以上因素，土尔扈特还可以应付，但以下因素则直接导致土尔扈特不能接受。

沙俄与瑞典，土耳其频繁的战争，而且沙俄无休无止的向土尔扈征兵。

1765年乾隆三十年，沙俄“屡征土尔扈特与邻国战”“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也就是沙俄让土尔扈特部当炮灰，史料记载“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十之一二”，出去十个加来就一二个。因此，土部“人人忧惧”，他们即怕沙俄，也怕这无意义，且把自己当炮灰的战争。

再加上，乾隆中叶在平定卫拉特等部后，有一部分人跑到了土尔扈特部，告诉了东方这边的消息，于是土尔扈有回家的念头。他们开始了筹划。

不久，沙俄又要与土耳其开战，并向土部征兵，命令是“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此时的大汗是渥巴锡，他明白如果执行这道命令，整个部落将会灭亡，时不我待。

1770年秋，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共17万人，开始了返还祖国的征程（其中有一部分没来得及出发，被留了下来）。渥巴锡率领2万大军殿后。

土尔扈部从1770年11月东迁，到1771年6月到达祖国，前后8个月，行程一万公里，到达清朝后，活下来的只有7万人，约10万人死于征途。

东归的过程异常坚苦，除了沙俄派兵追击外，一路上还有哈萨克汗国的军队拦阻。1771年5月到达新疆伊梨，遇上了第一支友军——驻守在伊犁的清军。

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去“征服”东方，土部一路上损失十万余人，还怎么“征服”。当时清朝还有商议怎么对待土尔扈特部，大部分大臣都主张不接纳，因为怕影响清俄关系，好在乾隆比较开明，接纳了土部，并及时送去了大量的牛羊，皮衣等大量物资，并给土部划分了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