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破案

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事。有两个京城的布商，刚卖完货带着货款回家，半路遇到一个挑着担子的卖花小贩，三人便结伴同行。走到一个偏僻的小镇沙河堡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三人一商量，走进了一家郊道边的小旅店投宿。因为正房和东偏房都住满了，店主匆忙地安排他们住进西偏房里。

东偏房住着一个卖壶的商人，还有一个算命瞎子。瞎子耳朵很灵，睡眠又轻，约摸四更天的时候，他忽然被西偏房的一点儿动静惊醒了。瞎子仔细听了听，好像有斧头砍斫的声音，依稀夹杂着人的痛苦呻吟声，后来就变成窸窸窣窣的奇怪声音。他不由起了疑心，悄悄叫醒卖壶人道：“我听见西屋有事儿，我一会儿cèi你一个壶，你起来跟我吵，瞧瞧到底怎么回事情。”

说完，瞎子就摸起一只壶，啪嚓一声摔在地上。卖壶人就揪着他吵架，两人喧嚷不已，把旅店里的人都惊醒了。店主披着衣服跑来劝解，西偏房也出来了三个人，走进东屋察看。瞎子哭哭啼啼地说：“可了不得啦，我的两千个铜钱被人偷啦，你们这个店里有贼呀！”

店主劝了半天，对卖壶商人说：“这位爷，你们这间客房没别人住，如今您同住的客人丢了铜钱，您担待着点儿，撇清撇清吧！”卖壶的商人很生气，说：“说来说去，不就是想搜我的行李？！搜吧搜吧，我让你们搜！”店主陪着笑打开卖壶人的行李，里头没有那两千文钱。

瞎子一听没钱，又哭又嚷，说：“我卖一卦才得五个子儿，辛辛苦苦大半年才攒下两千文钱，如今在你店里丢了，非找到不可，现在走进我这屋子的人都得搜！”

西屋的三人一听就不干了：“我们好心来劝解，你倒赖着我们偷你的钱？没有这个道理！”瞎子说：“那我不管，你们既然进了这个屋，就有偷钱的嫌疑，清不清白的打开行李看看就知道，甭欺负我看不见。”

三人坚持不肯打开行李，拔腿就往西屋走。店主和客人们都起了疑心，一拥而上冲进西偏房，只见里头没啥行李，只有卖花人挑着的两只箱子。几个身体壮的客人架住那三个人，店主打开了箱子，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哪——乖乖，每只箱子里塞着一套大卸八块的尸体，被油纸血淋淋地包了，散发着一股血腥气。

天亮之后，店主带人把西屋住的三人扭送到县衙，官府很快就审明了案情。原来，那卖花人是个心狠手辣的盗贼，他半夜放进两个同伙，杀死两名布商，抢夺了他们的钱财。本以为天亮以后三人上路，没人能察觉得到，不料被算命瞎子揭露了真相。

官府奖励了那个算命瞎子，杀人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清稗类钞》）

小说，古代，男主角是瞎子，破案

谈谈中国古代的“侦探”？

最近一部推理剧《名侦探狄仁杰》开始在网络上走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古代的“侦探”。

“侦探”这个词最迟产生于宋代。不过最早的时候，“侦探”一词并不是指和华生相亲相爱的卷发男，或是花样杀日本人战绩仅次于横店的小学生。一开始，“侦探”是个动词，就是字面上的侦察、刺探的意思，一般都是指军事侦察。比如南宋名臣彭龟年有一篇《论解彦祥败茶寇之功书》，这里面的“茶寇”是指南宋赖文政起义，这是南宋比较重要的一次起义，最终为我们很熟悉的大词人辛弃疾所平，而这篇《书》便是介绍解彦祥在萍乡一带与“茶寇”军作战并将其击败的军功的，其中有句云“二十九日，解彦祥令四兵侦探，遇寇渔于周氏之塘，二人为寇所杀，二人脱走归报。”这里的“侦探”，显然就是侦察的意思。又如我们很熟悉的《水浒传》中第一百零六回《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汩没破坚城》讲宋江的部队攻打王庆起义军盘踞的山南城的战役：“宋江传令，教一面收拾攻城器械，一面差精细军卒，四面侦探消息。”

后来，“侦探”一词演变出了名词的义项。明人薛三才在《覆议蓟镇事宜疏》所论及的兵种当中就包括了“侦探”这一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侦察兵。到了近代，“侦探”一词还常常被用来指代政治特务一类的情报人员。我们在近代小说中看到的做名词的“侦探”，大部分都是这个意思。比如老舍先生的小说《蜕》：“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茶馆酒肆里都重新贴起红红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而且真有不少便衣侦探来视查那红纸条儿灵验不灵验。”

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侦探”的这个指代由私人接受委托开展民事调查，甚至协助警方侦办刑事案件的专职人员的义项，则是在清代末年，伴随着对欧洲侦探小说的翻译而产生的。清末民初时期，西方侦探文学的火爆程度可一点也不比当代逊色。据统计，当时翻译的外国小说中，足足有四分之一都是侦探小说。这其中，由著名翻译家林纾所译的《福尔摩斯包探案》最为流行。这段甜蜜幸福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无数中国读者的心。

现代意义上的侦探最早出现于1833年的法国。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以私人身份进行调查的职业（如果媒婆不算的话），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侦探和侦探小说。中国古代的专职侦察人员，基本上都与司法、军事或政治有关。在唐代，有一类负责刑事侦查的公务人员叫“不良人”，学术界至今都不能确定这个十分诡异的职务名是怎么来的。一些朝代还设有公开的政治特务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国时期的校事和明代的厂卫。这些机构都产生于正常的行政监督机制遭到破坏的时期，在当时和后世所受的评价都非常低。

但是没有私家侦探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破案类的文学作品。这些与破案有关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公案故事”。早在宋代的话本中，公案故事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重要的创作题材。这一题材在日后不断发展，到了清嘉庆、道光时期以后，“侠义公案小说”甚至一度成为了当时中国小说的主要流派之一。与西方以私人性质展开侦查，依靠广博的知识、对细节的高度关注和神奇记忆能力，以及至少乍看起来很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侦破刑事案件，依靠有限视角制造悬念来保持阅读快感的侦探故事不同，中国公案故事的破案主体主要是有着逆天的智商的清官，或有着开挂的武功的侠客；破案过程也大量依靠着大量神佛的指示，飞檐走壁的窃听窃视，或者单纯是巧合地知情等等这些极为不靠谱的东西；案件性质上以刑事案件为主，但也包括了大量的民事案件；绝大多数公案故事都采用全知视角，极少设置悬念，并不侧重于表现推理的过程，而将重点放在正义与邪恶的文攻武斗之中。

这一类小说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便是讲述关于包拯的公案传说的《三侠五义》（它还有一个经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改编的版本叫《七侠五义》）。除了包拯，许多在民间文化中影响较大，被认为又聪明又清廉的官员，比如狄仁杰、宋慈、海瑞、于成龙、彭鹏、施世纶、刘墉、林则徐等等，也都被附会上了大量的公案故事，编出了专门的公案小说。这些小说在当代的影响都比较小，但由它们演绎出的影视作品却在今天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在这些公案小说中，讲述狄仁杰故事的《狄公案》本来只是一部很平凡的作品。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在将《狄公案》翻译成英语后，又用英语一口气创作了24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西方式推理小说，合称《大唐狄公案》，由此在大众传媒中将狄仁杰塑造成了神探的形象。其实这种形象也不是跟真实的历史一点联系都找不到。历史上的狄仁杰曾经做过大理丞（这个职务有点像最高法院院长）。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狄仁杰传》记载，他在任期间“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一年之内判了一万七千人的积案，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又公正又宽容。如果他亲自审案真的能达到这个效率，他的断案能否真的做到又公正又宽容恐怕确实不好说。但是他曾经做过专职负责断案的官员，这一点倒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

除了专门的侠义公案小说以外，很多其它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们也参与了许多案件的侦办工作。比如《济公全传》中的道济和尚，《老残游记》中的铁英，都参与过破案的过程。但是这些人与公案小说里的侠客们一样，都不是专业的案件侦察人员，而其参与破案，也同样只是为了代表月亮来消灭坏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