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上图：小说《人世间》书影。 资料图片 下图：电视剧《人世间》海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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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世间》成功地将有力量的文学转化为有魅力的光影，源自创作团队高度契合的艺术追求与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汇山河。贴着时代的脉搏、贴着人民的心跳，文艺创作天高地阔

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带来了大范围的追剧热、讨论热。

2022年早春时节，不少中国家庭在电视剧《人世间》的陪伴下度过。这部“全家人都爱看”的电视剧，创下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近5年电视剧最高收视率，目前已累计超4亿受众观看。电视剧热播引发有关话题持续热议，小说原著《人世间》也数次登上多家图书销售平台畅销榜。《人世间》由文学跨界影视，从专业阅读扩展为社会阅读，从文艺作品延伸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中国作家协会近日召开的“从文学到影视——《人世间》座谈会”上，20余位作家、编剧、评论家、影视工作者展开热烈讨论。今天的文艺创作如何匹配波澜壮阔的时代变化？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文艺精品何以炼成？文学与影视如何互补？如何用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人世间》热播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贴着人民的心创作，就会得到人民的爱

正如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所说：“《人世间》热播，再一次有力证明了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

原著长篇小说《人世间》以高票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它既是一部厚重温暖的百姓奋斗生活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发展史。向文学致敬，向现实主义致敬，向普通劳动者致敬，向一代代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奋斗者致敬，是小说《人世间》的精神内核。梁晓声说：“我从未在感情上和劳动大众及他们的生活脱节。”我们从中看到一位文学工作者对生活的忠实、对人民的深情。

电视剧《人世间》成功地将有力量的文学转化为有魅力的光影，源自创作团队高度契合的艺术追求与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人世间》剧本写了3年，直到电视剧拍摄关机前一个月，编剧王海鸰仍然在修改。电视剧与原著既一脉相承也添彩加戏，将小说表达转化为影视表达，有技术上的创造，也有理念上的突破。对于擅写家庭剧的王海鸰而言，改革家、企业家的生活是创作经验的盲区，但她没有退回创作“舒适区”，而是迎难而上。她认为：“仅把戏局限在家庭，势必会降低剧的分量，也不合小说初衷”。踏踏实实拍出一部以工人群体为主角，辐射社会各人群、展现近50年中国社会变化的电视剧是导演李路的夙愿。李路说：“国家的变化发展大家感同身受，我们不应忘记基层群体的劳动和付出。”他将多年的思考沉淀倾注在这部剧中。诸多实力派演员为塑造好角色动了脑筋，下了苦功夫，以二度创作为电视剧添彩。《人世间》剧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上千人，辗转长春、哈尔滨等多地实景拍摄，曾为一场戏长途奔袭两三百公里，搭建3万多平方米的摄影棚还原小说中的“光字片”，仅布光的灯线就用了7万多米。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观众不会拒绝滚烫、真诚的作品。从115万字小说《人世间》到58集电视剧《人世间》，创作精品是文学与影视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作品与观众最有效的沟通语言。

生动书写时代生活，写活了一个时代的精气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人世间》热播，是“人民史诗的力量、人民美学的胜利”。小说《人世间》的字里行间，“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电视剧《人世间》内蕴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表达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思想理念，改革开放中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对良善品德的传承坚守，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故事展现了出来。

在剧中，人物形象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与担当，拨动了很多观众的心弦。周父周母的相濡以沫、周秉义的刚正有为、周秉昆的憨实仗义、郑娟的悲苦坚韧、蔡晓光的体贴通透……一个个从生活中“走”出来的真实的人、感性的人，经过艺术的加工，成为具有艺术典型特征的人、富有审美意味的人、承载价值引导力的人，传神而深刻。

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纵深，赋予《人世间》史诗般的厚度。观众特别是青年人，透过周家三代人的经历和故事，重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理解这些变化和成就从何而来，读懂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回望这段不平凡的历程时，观众得到的答案是有力量的。更可贵的是，《人世间》的讲述不回避坎坷，敢于直面且战胜困难。它通过生动书写一个时代的生活，写活了一个时代的精气神，写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气与魂。这种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追求，让现实题材创作彰显出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汇山河。从小说到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为当下文艺工作者重申一个“常识”：贴着时代的脉搏、贴着人民的心跳，文艺创作天高地阔。

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共同开拓文艺新境界

优秀文学作品是全社会共有的文化财富。“在新时代文化生活版图和现代传播格局之中，文学以更立体的方式放大自身价值，主动同众多艺术门类、文艺形态交流互鉴、融合接轨，不断播撒文学的种子，开拓文艺新境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宏森建议从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角度出发，不断思考开拓新时代文学丰沛的生命力和多样的可能性。

文学和影视的联姻是优良传统。从《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的改编到《祝福》《林家铺子》《家》《四世同堂》等改编自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经典名作的影视剧，在中国文学和影视发展的历程中，文学与影视在双向赋能、双向驱动中，深刻反映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也构筑了中国文艺的璀璨繁荣。

新时期以来，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获奖作品的影视作品蔚为大观。统计显示，1982年至今，茅盾文学奖共计48部获奖长篇小说中，从《芙蓉镇》《钟鼓楼》《平凡的世界》到《历史的天空》等，有31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京剧、话剧。文学一直在场，优秀文学作品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建构着今天的文艺图景。

中国作家协会将面向全国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一批高水准、有分量的文学力作，有望为影视和其他文化领域输送更多更好的文学资源。

“一部杰出的作品依存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依存于时代里每一个人的选择。阅文集团一直在大力扶持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创作，我们希望推动更多优秀现实题材文学IP的影视开发，从而有力弘扬主旋律、传递更大的正能量。”《人世间》出品人程武说。

以《人世间》为榜样，期待不远的将来，文艺创作沃土厚植，精品力作花繁叶茂。

版式设计：赵偲汝

《 人民日报 》( 2022年03月17日 20 版)

世俗化文学的审美取向是讲究什么

近年来，在创作上呈现出几条大的审美走向，它们往往与文学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从现象上看，它最先从题材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根子却在审美意识的取向上，对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审视。 

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 
　　 
　　“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像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其改变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神影响力上依然是以农村为重头戏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乡村和农民的形象日渐淡出，不但失却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价值的附庸者出现。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警匪与反贪，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者与打工者，其命运戏剧正在取代昔日农村和农民的显要位置，成为文学画图的中心。何以会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中等收入族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因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彻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了。有人认为，未来代表汉语言文学发展水平的，不再是乡土文学，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精神处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中产阶级”和后现代问题，但并没有估计得那么重要，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巨大存在，才是严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我们的文学将从根本上丧失力量。的确，“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似乎越来越不在文学视野之中，不少文学人士热衷谈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国问题只剩下后现代问题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它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蕴含着现代人亟须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底层意识等等方面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马山庄》、《好大一对羊》等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发挥写实主义的感染力的同时，努力超越题材表层时空意义，走向整体象征。但类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现在，文学界强调“三农”问题重要，呼吁文学应该大力描写“农村题材”的声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号召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还是用熟知的一套观念写农村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接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是怎么呼吁也没有用的。 

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也是贯穿在当今文学审美意识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 
　　 
　　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无疑是一大进步。于是，知足常乐，健康长寿，满足于平安与舒适，注重眼前物质利益，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虚幻意义，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生活价值目标。这种价值观影响到文学，但是近20年大幅度向真实生活的回归，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的回归，向写实主义的回归。“新写实”潮流的大行其道，例如池莉的新市民小说的大受青睐，“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兴衰，“朴素现实主义”的流行，均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世俗化思潮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持续不变日渐凝固化的文学状态，未免显出了疲惫之态。其中与文学的崇高感、理想精神的不足以及英雄文化的疲软所造成的明显空缺，大有关系。因为，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肯定需要开拓精神的激扬。但是，我觉得，在扬弃了伪崇高和伪浪漫之后，我们的文学似乎一直难以摆脱价值迷茫的困扰。没有现实的英雄偶像，人们只好到古代传奇、新武侠小说、好莱坞大片中去寻找替身，寻找满足，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终非长远之计。从《英雄无语》、《解密》、《西去的骑手》等一些尚能发出审美异调的作品的受到注意，从《三国》、《水浒》、《长征》、《英雄》等影视片的热播，不难感应到此种消息。“一地鸡毛”式的仿真写法开始让读者不耐烦了，但要写出现实的、感人的崇高精神的篇章，难度依然很大。有人举为一种成功秘诀介绍说，写现实要写普通人，写古代要写英雄，把写现实中的崇高视为畏途。看来，当代文学要发挥出阳刚的一面，变得充满憧憬、激荡人心，必须致力于对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对当代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发现和重塑。

解构历史、消费历史与历史理性精神的矛盾，是当今审美意识中的又一重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表现出强烈的重诉历史的欲望，这其实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企图通过重新阐释历史来肯定现实中欲肯定的东西。总的看来，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突出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可说是个大转折，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也与突出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密切相关。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然而，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的某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极端：无条件地讴歌“帝王”，都是形而上学。有些作品在歌颂帝王时，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皇帝塑造得可亲可爱可敬，十分高大全，无形中在张扬一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集权政治。当然，怎样做到在肯定圣君贤相时把一些很难不夹带进来的消极思想剔除出去，无疑是创作上的大难题，需要深入辨析。随着市场价值介入历史题材领域，另一倾向也在左右创作：制作者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争宠、夺嫡、篡权、谋位方面，形成了一套以权谋文化为中心的构思模式和叙事策略。他们表示，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不能说毫无根据。那么，老百姓究竟为什么喜欢？从深层来看，还是因为触到了官本位文化之根，古代官场让人联想到现实官场，官本位文化如臭豆腐，既让人厌恶，又让人艳羡。与此同时，是“戏说”的风靡一时———把历史作为消费对象，作为喜剧和闹剧的原料库，不断“搞笑”，不过是拿历史作由头而已。应该看到，历史题材创作领域里所发生的种种，正剧也好，戏说也好，解构也好，翻案也好，都是市场经济时代和现代转型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的反应，带有某种必然性，即使某些戏说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让青少年误读了中国历史，那问题就大了。显然，这一领域存在着纷纭缭乱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做得太离谱，已背弃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被证明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此五色杂陈之时，在主导方面体现出理性的历史精神就可以了。 
　　作为当今审美意识的反映，在对红色经典和文学名著的改写改编中出现了所谓“人性化处理”问题这已不是单个现象，而是趋之者若鹜，形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我以为，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对红色经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读甚至加以改写改编，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没有必要。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必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因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再创造，如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当，能给出新的解释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红色经典如《夏伯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改编，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之改编，都是例子，《悲惨世界》被改编了七次之多。 
　　 我国一些红色经典的被重新发现，改编者日众，至少说明，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具有某种生命力，它们并不是简单化地扣上一顶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宫的。艺术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作家宣称的思想与作品实际的形象系统，错误的观念与充满血肉的人物，当时的美与现在的美，都有可能构成多重价值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以描写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红色经典本来没有太多市场价值可言，可是，事物的两面性在于，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实又是具有某种“潜价值资源”的。首先是，它们可以提供当代创作中匮乏的英雄情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经家喻户晓，但是，英雄的个性化，性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构成新的想像空间，并有可能成为新的卖点。这也许就是红色经典改编忽然成风的秘密所在吧。不可否认，它的背后有市场的影子。 
　　根本问题在于，不少改编者把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苛要求。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做一点翻案文章，颠覆一下原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降为平庸，坚贞变为放荡，刚强变成窝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处理，显然错了。有些改写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许多“红色经典”包括样板戏，乃是左翼审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和不断的总结经验的产物，有的甚至是一种“结晶体”，它有它失误和偏颇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精湛和深刻，决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插手”过某个作品，它就糟糕到不值一提，只配唾弃了事。事实上，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评价问题，颇为复杂；而在艺术上，要胜出久经打磨的原著，难度同样也不小。所以，改编改写未必不可能，却需要足够的见识和功底，方有望成功。否则不过短期的市场行为和旋生旋灭的泡沫而已。 

文学的版图是否正在缩小 
　　 
　　当今的文学称得上数量浩繁，缤纷多样，加以各种“炒作”和“命名”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若仅从表象看，似乎可以用“多元化”来描述。然而，冷静思之，又会感到，这种“多元”胜景却不无虚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面的阙失。比如，在文学功能得以全方位展开的同时，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胀了，一些功能萎缩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带来文学生态的严重不平衡，并导致了文学功能的弱化？事实上，放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里，这个问题已变得分外突出，只是我们未加正视罢了。比如，我们是否缺少足够数量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大气魄、大手笔的文学作品，而这与我们的某种偏颇的认识是否有关？最近，读了一批作品，震动很大，它们促使我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什么是“文学本身”和“回到文学本身”，什么是文学的活力之源和创新之途？ 
　　比如，作家张平把他的小说《国家干部》直称为“政治小说”，周梅森也有类似提法，均不失为一种直率和勇敢。张平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所提的问题相当尖锐。他说，文学对脚下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除了用西方某些观念和书本知识对当今现实生搬硬套外，对底层劳苦大众并不真正熟悉，对正在发生的政治运作并不了解，对老百姓想些什么并不清楚。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描写政治和社会，恶性循环，只能距离政治越来越远，距离社会越来越远。他还说，令人畏惧的是，总有一些人，一再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张平这番话，无形中提出了一个熟视无睹的大问题。对于当今的文学而言，没必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政治，直接描写政治，如果那样便很荒谬，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基本放弃从政治的宽阔视角去解读社会人生，那将是一种可悲的偏废，那样的文学断难成大气候。 
　　我们知道，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因而新时期开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和“回到文学本身”的吁求，自有非凡的意义。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学本身”？有没有一种在历史运动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宗教等等互动着的，却又被宣称为与它们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文学本身”？试想，把一切都剥离掉了，还能剩下什么？本能？食与性？事实上，剥到最后，连“文学本身”也就不存在了。不应忘记，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当然是审美意识形态。 
　　 然而，当今的文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社会政治的重要性，每每遇到解析历史、认识命运时，宁可用另外一套观念，例如爱、死亡、物竞天择等（这也许是同样需要的），也不愿从社会政治的通道进入生活并深化与开掘。这是一种放弃优势而不用的自我束缚，不仅限制了文学题材领域的开阔，而且限制了文学眼光的开放程度，甚至牺牲了文学应有的一部分功能。这里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强调文学超国界、超种族、超语言，扩大人类普遍性的含量，与文学对本土的、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习俗现状的描绘（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之间的关系。就某种意义来说，后者是基础，抽去这个基础，人类性和超越性往往落空。个人化声音的重要性也一样。个人声音的大小、强弱及震荡幅度，与其社会历史人生内涵的深浅和有无批判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指出，当前的文学在总体上对公众利益、公共事业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回应热情，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与之相联系的是底层意识的匮乏，对底层劳动者的隔膜，主要是对农民和农村生活表现的乏力，这些也都是形成文学版图缩小的原因。 
　　 然而，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没必要追求趋同。完全趋同就可能重返“工具论”的老路。文学家的政治不仅在于必须首先遵循文学的独特规律，而且在于，必须是通过对人的灵魂审视而达到对人的精神关照，它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与人的内在关系的角度。现在普遍的问题是，一些关注政治、贴近现实的作品，面临模式化、平面化的困扰，缺乏新的思想和新的形式，相当多的作品停留在“反腐”的水平上，停留在义愤上，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或仅仅把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操作，难以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整体性地把握生活和对政治文化的建构精神来统驭题材。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像雨果的《九三年》、斯汤达的《红与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等作品，它们都含有很强的政治性，毋宁说是在写政治，但那是何等睿智的眼光，超越了题材表层时空的有限意义。应该说，近年来文坛上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政治小说”是引人瞩目的，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作家的良知和正义感、使命感，无情揭露和鞭挞了腐败现象，向世人展现底层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进而思考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矛盾关系，既思索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力，同时探索伟大的改革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反作用力。然而，必须看到，他们的作品包含着较强的新闻因素、政论因素，以及某些报告文学元素，近来更强化了“影视剧化”的因素，就其质素而言，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层面，也不能说已提出重大的时代性精神课题。我们的文学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高超成熟的“政治小说”。 
　　 
　　书写风格的变化 
　　 
　　 在今天，几乎所有传统的书写方式和文学体裁都面临着危机，只是我们不觉得罢了；在今天，几乎所有文学领域的书写风格都在发生微妙变化，只是我们尚未及时总结罢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上的变化归根结蒂还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作用于审美意识的反映，过去这种变化被认为非常缓慢，现在不同了，由于时代变革生活的急遽和深刻，书写风格的变化似乎也加快了。这里仅就我突出感受到的几点谈些看法。 
　　 在叙事方式上，我们历来有一种对史诗和全景的膜拜传统，有一种把文学作为书记员和历史教科书的传统。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时说，“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前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些话对构成所谓巴尔扎克模式有重要意义。诚然，并不是作家的本意要把文学当历史来写，而是作品客观上具有了如此大的知识包容。但是，我们依然要问，在今天，这样的方式还有多大存在理由，在传媒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文学还要不要把大量篇幅交给经济学、统计学或其他什么学？还有多少人希图从作品中学习到比职业的专家那里更多的知识？这是颇可怀疑的。因为知识的结构和意义发生了巨变，人们汲取知识的途径更多样了，从文学中获取的应该主要不是知识。这里，我并不简单地认同那种排斥宏大叙事、提倡小型叙事的观点，我只是从生活现实中感到，人们对文学的需要变化了：现在更需要一针见血的东西，更需要拨动现代人深藏的心弦的东西，也就更需要给作品减负，减肥，瘦身了，因为人类知识的重负太大了。于是，在创作上，一种不以展开的社会生活面多么广阔为务，而是以集中的笔力深掘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像《许三观卖血记》、《白豆》等似乎就代表了这种简约的风格。记得四年前，正值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出现过一个竞写百年沧桑的热潮，几乎每部作品都是一百年的跨度，历时性的结构，追求宏大的史诗气魄，作者们为之耗费了大量体能和精力。应该说，力作也有，却很少。问题出在传统的创作方式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之间的矛盾，作者的雄心壮志与读者的实际需要之间发生了错位。 
　　 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新探索，应该是近年文学书写风格变化的又一突出表征。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借鉴外来形式也即“西化”始终是主导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新小说，无疑是在西化模式上建构的。民族化、民族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口号虽也提倡，总是断断续续，有时会成为保守主义的遁词。但当此全球化语境咄咄逼人之时，本土化写作和本土化风格则变得意义非凡。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地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的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的是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檀香刑》就糅合了高密的猫腔，一种韵文。阎连科从《日光流年》开始了对河南方言的改造应用。雪漠对凉州方言的运用。毕飞宇在《青衣》里对京剧韵律的贯注等等。它们既非现实主义，亦非现代主义，把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把最传统与最 现代的扭合，逐渐形成新的本土化叙述风格。 
　　 我们还注意到，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携手，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前途和命运。到底是影视拯救了文学，还是伤害了文学？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虽然，因为“触电”使文学原著和作家本人一夜成名的故事并不鲜见，但在过去，一些清高的作家并不很情愿向影视靠拢，或者对影视能否真正表达他们原作的意蕴心存疑虑。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是一种时间艺术，可以展开无尽的想象和精妙的心理刻画以及独白对白议论等等，影视却是造型艺术，一种视觉语言，毕竟有空间限制，它最需要的常常是一个诱人的故事加上一系列强烈的动作，因之大量的文学性因素被无情地过滤掉了。事实上，最精深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无法改编成功的。然而，影视的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电子传媒的覆盖效益诱惑着作家，正在促使作家们为适应影视话语的要求来改变文学话语的方式，这种伤害是深隐的以致是致命的，但又无可奈何，我们无法阻止作家们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影视写手，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小说以“分镜头化”的面目出现。我们还将尴尬地发现，越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其发行量越是大得惊人。

人们到底最需要什么 
　　 
　　 要吸引住今天的读者很难。曾经有人统计过，电视节目倘若不能在三秒钟内吸引住人，观众马上就“跳台”，文学固然不至如此，但情形也差不了太多。书籍遭到冷遇的现象很普遍，读者中断阅读的概率在大大提高。今天作者年轻化，读者更在年轻化，他们在决定书籍市场的走向。似乎写沉重的不大行，写深刻的也不大行，深度模式受到了质疑，更受欢迎的倒是线索单纯，人物有趣，贴近心灵，引人入胜，轻轻松松的那种。《手机》即有此特点。据说它不“触电”，只能发行二三万，一触电，发了30万册。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状态”。我们有时会感到，在今天，宫闱、反贪、侦破、言情、武侠等等，在热过一阵子后，似乎都走到头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那么，什么才最吸引人，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就很值得研究。肯定地说，人们最需要的东西不止一样，应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举凡远古、历史、现实、政治、军事、道德、宗教、伦理等等，皆有可能成为热点。 
　　前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忽然热播，出人意料。事实上，作品描写的那个年代，对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并不是很关怀的，由组织指定婚姻的方式甚至应当引起反思和批评。但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兴致勃勃，为什么？是主人公的个性峥嵘、本色、亲切？还是人们发现，在物质极为艰窘的年代，人曾经那样真诚，那样纯朴，那样美好地活过？似乎都有一点。质而言之，因为它关注了人本身。这可能就是最需要的关键所在。对文学而言，最根本的应是关怀灵魂，关怀人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人们最需要的是富于钙质的作品和呼唤真情的作品。文学缺钙，已成严重问题，所谓钙，不仅指人格、良知、正义，还应体现于钙质的本土生成。它是一些坚硬的质素。凡是揭示民族性格的作品，是有钙质的。文学的钙体现在作品的精神追求上，体现在作家的人格精神上，体现在对人的灵魂的关注上。另一方面，如有人所描述的，真情缺失，真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在此道德解构与重建的大背景下，人们渴求于文学的，无疑是真情。缺什么，就需要什么。问题在于，什么是真情，需要哪种真情：古典的，传统的，解构的，嬉笑的，还是世俗化的？那真是各有所需。 
　　 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有形形色色的花色品种，但精神探求的力度不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声音。不少创作者抢占市场的意识很强，沉思默想的劲道不足。作品缺乏思想的魄力和张力，仍是根本问题。许多作者热衷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市场，服务于都市，服务于消费，独独疲于思想精神的探求，以至缺少坚实的思想质地，缺乏整体性，缺乏“社会意象”。这也许就是我对当前文学审美趋向总的印象。 

国漫和网络文学如何实现融合共赢？

文学作品的改变并不是少见，无论极具文学价值的四大名著，还是言情向的琼瑶小说，亦或者是武侠向的金庸小说，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创作的素材之一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新兴产物不断兴起，网络小说也应运而生，相较起传统的小说创作，网络小说的创作门槛低，更加适合一些风险承担能力弱的年轻创作人，而随着网文创作发展和兴盛，越来越多网文小说出现在大众眼前，其中不乏热度极高的小说作品

与传统文学作品相似，网络小说作为现成的故事脚本同样十分适合进行影视剧化

2006年，蜗居上映，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引发社会性讨论

2011年，甄嬛传播出，成为宫斗剧中教科书级别作品

2015年，花千骨播出，引发收视狂潮

因为网文改编的成功，市场上网文改编影视剧不断增加，题材也趋向于多样化，其中更是不乏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

网文二次创作表现出的市场价值让动漫创作领域看到了创作的潜力和可能，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市场上开始出现改编自网文小说的动漫作品

因为体裁的特殊性，相较起影视剧，动漫在网文的改编创作上有着先天优势

二次元角色具有唯一性和永恒性这两大特点，一旦定稿，动画形象与角色形象将会永远关联在一起，这将有利于观众在角色上持久的情感输出，这一点是影视剧创作永远无法企及的，毕竟影视剧需要真人演员出演角色，而演员本身很难只专注于一个角色，一旦故事结束，角色自然也会随着杀青淡出观众视野

众所周知，在影视剧的创作中，除了剧本的打造外，还需要支付演员薪酬等其他支出，一旦演员出现演员薪酬过高等情况，将会极大程度压缩了剧本创作和改编的空间，一旦改编和二次创作无法达到观众预期，将会极大程度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和原书粉的观看热情

而动漫制作不同，因为创作形式的不同，动漫创作可以在最大程度压缩了不必要的人力支出，确保大部分资金用于故事创作上，保证创作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纵观已知的改编作品，基本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网文小说是完全服务于读者的文学创作，为了吸引读者的关注，作者们会在故事中添加观众喜欢的各种元素，穿越、仙侠、重生、末世、丧尸等题材在网文小说中十分普遍，这些看似常见的题材因为技术原因或现实环境限制，很难在影视剧中高还原地呈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看体验

但这种情况却极少出现在动漫创作上，因为动漫创作本身对于题材的包容性就高于影视剧创作，而且它的呈现形式决定了动漫可以完美消化绝大部分小说设定和情节，最大程度满足观众和读者的观看需求，最大程度还原小说世界

网文小说与动漫创作形式的契合让不少有网文小说作品在播出之后便取得极大的成功

改编自起点同名小说，虽然第一季只有12集，但从播出开始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播出首日播放量破亿，收官之日总体播放量突破11亿，在均集播放量上远超绝大部分国漫作品

同样改编自同名小说，从2018年播出开始，仅用一年的时间便打破《狐妖小红娘》三年累积的播放记录，成功国漫登顶第一，截止目前为止依旧牢牢占据国漫冠军宝座

相较其前两部改编自知名网文小说，元龙小说知名度远不如前两本小说，但凭借出色的改编和快节奏的剧情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成功登顶该季度B站国漫第一

以上动漫作品都改编自网文小说，其中有受众认可度极高的网文作品，也有取向较为单一的男频作品，但无一例外都取得了成功，它们的成功不仅证明网文创作与动漫制作的兼容性，更展示了动漫领域在改编和二次创作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网文与动漫形式的先天契合，不少由网文改编而来的动漫都实现名利双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资本将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中，从大体上看，财力强大资本的进入确实会促进动漫领域的发展，让整个行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繁荣的背后也需要我们有所警惕

动漫创作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便是故事，好故事是好动漫的基础，而网文的出现解决了动漫创作的一大难题，编剧们只需要在原著故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编便可以创作出符合大众需求，且内内容丰富的精彩故事，可以减少了原创故事中世界观构建、人物角色描绘和故事情节设计的相关创作内容，大大减少幕后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

但与此同时，难免会助长一些人的“拿来主义”，完全依靠现成的剧本，缺乏个人创作和思考过程，一旦没有了网文小说这一现成的故事脚本，将会完全丧失讲故事的能力，长此以往将不利于个人创作和动漫产业总体发展

相较其原创故事，知名网文小说改编的动画具有以下优点

不能否认，网文小说改编作品的成功率会更高，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制作公司的青睐，而这不可避免地压缩了国内原创动画制作者的创作空间，市场给予他们试错机会太少，长此以往必然会严重打击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原创动画的发展

“同质化”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而网文创作领域尤为明显

因为网文的基础收益依靠观众阅读量，因此作者们在创作的时候多会以读者的喜好作为创作的第一准则，而大部分作者衡量和选择的标准都是依靠其他热门小说，通过对高热度小说创作模式的分析，衍生出类型极度相似的同质化作品，虽然可能无法达到同样的热度，但已经满足作者本人的预期

延伸到动漫创作领域同样如此，一旦某一类型的网文改编受到追捧后，同类型的动漫作品便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市场中，最终导致“同质化”现象的泛滥

除此之外，“同质化”作品的大量出现同样会挤压原创题材和原创作者的生存空间，不利于动漫市场稳步多元化发展

以B站今年的国漫作品为例，四月份有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百妖谱》，七月份有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元龙》《凡人修仙传》《天宝伏妖录》，这些作品在播出之后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元龙》，更是成为第一部反哺小说的动漫作品，这一部部网文改编作品的成功证明网文改编成动漫的可行性，为此我们应发掘更多优秀网文作品，实现二者的强强联合

在此过程中也应警惕改编和创作过程中的隐藏的危机，在网文改编的过程中，避免出现“拿来主义”和“同质化”，规范产业内部秩序，提升动漫创作待遇，给予原创作者更多的创作和发挥空间，在改编过程中也应鼓励原创作者，推动原创故事创造，实现动漫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