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决战》电视剧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1948年10月21日，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挟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放下武器投诚，长春被解放了。

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竟然是郑洞国在率部突围时英勇“捐躯”。蒋介石“动情”的说：

桂庭（注，郑洞国，字桂庭）才是国军的楷模。

三天后，蒋介石得知郑洞国投诚，大发雷霆：

郑洞国，就是国军的耻辱。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21岁那年，顶用别人的名字考上黄埔军校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2月，郑洞国参加了东征，还当上了营长。

7月，郑洞国参加了北伐，由于作战勇敢，擅于指挥，很快当上了团长。

此后，郑洞国参加了中原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郑洞国率部在南天门与日军进行了八昼夜的生死血战。

“七七事变”后，郑洞国参加了保定会战，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郑洞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日大英雄。

尤其是在宜昌反攻日军一战，郑洞国指挥作战艺术大胆又高超，既得到了陈诚的贊赏，又走进了抗日著名将领中的序列。

郑洞国没参军在父母的包办下娶了大他八岁的覃腊娥。还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

虽然是父母亲包办的婚姻，郑洞国和妻子的感情很好。。是覃腊娥因病在1930去世后，为了表示对夫人的怀念，郑洞国3年没再娶。

直到1933年，郑洞国从古北口战场归来碰到了名媛陈碧莲。

陈碧莲家势好，对郑洞国这个青年军官非常满意，俩个人很快结婚了。

由于长年征战在外，洞国选择把家安在了上海。

夫妻间聚少离多，加上陈碧莲生得很漂亮，又没有生育孩子，常常参加社交活动，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陈碧莲知道丈夫“捐躯”的消息后，十分悲痛。

投诚后的郑洞国知道妻子担心自己的安危，就立即写信。

陈碧莲读了信后知道丈夫还活着喜出望往，立即飞赴哈尔滨后团聚。

1952年，郑洞国被调到北京任职，就率家眷前往。

没有想到陈碧莲以北京太冷为由拒绝一同前往。

第二年夏天，郑洞国收到了陈碧莲一封来信，信中只有一封离婚协议书，而陈碧莲已经把自己的名字签好了。

郑洞国颤颤巍巍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后，才知道自己被离婚了。

后来，郑洞国在北京娶了第三任妻子顾贤娟，俩个人还生育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顾贤娟因病在1972年去世了。

原来，陈碧莲不去北京，是因为爱上了一个资本家。。

这个资本家不但多金，还常常“制造”惊喜和浪漫，时时陪伴，陈碧莲就选择了背叛。

在60年代，这个资本家的财产在公私合营后大大缩水，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不久撒手而去。

孤零零的陈碧莲知道郑洞国也是一个人后，就托郑洞国的子女去攝合让他们复婚，没有想到郑洞国拒绝了。

1991年，88岁的郑洞国去世前都没有释怀当年自己被离婚的事。

郑洞国晚年孤身一人，前妻几度求复合，郑严词拒绝：以后不要再提

1991年1月27日，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与世长辞。

死讯传出后，很多人专程前来悼念。人群中，一位半身不遂、行动不便的老人显得尤为显眼，他送上花圈，郑洞国的家人向其由衷感谢，感谢他这么多年过去，仍然惦记着郑洞国。

老人听完，眼泪瞬间决堤，带着哭腔说： “不是我忘不了他，而是他的事情让我们忘不了。”

这位以勇猛稳健而著称的国民党抗日将领，从长城抗战到抗战结束，身经大小百十战，屡建战功，威名赫赫。 但在1948年后，他引以为傲的人生发生巨大波折，继而改变他的后半生......

1948年新年伊始，在人民解放军的不断猛攻下，国民党将领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最后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中城市。

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建议：可以选择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介石、卫立煌不如此认为，他们坚持固守长春。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任命郑洞国为长春防守司令官，要他担负坚守长春的任务。郑洞国心里清楚，此次去长春，必然是死路一条，于是决定不理卫立煌的命令，前往北平看病。

卫立煌急了，直接质问：“郑将军重任在肩，怎么能擅自离开？”

“在下有病在身，不堪担当此重任，总司令还是另请高明吧。”郑洞国毫不畏惧。

双方僵持几日，卫立煌没办法了，蒋介石只能亲自出马，很快，一封来自蒋委员长亲笔签发的电报就送到郑洞国手上：

这下，郑洞国是不得不去了，他的好友，包括他自己都知道去长春是下下策，在抱着最后希望又找了卫立煌一趟，郑洞国最后死心了。

临去长春前，卫立煌设宴饯行，郑洞国说道：

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郑洞国进驻长春，几天后，人民解放军就全面包围长春，拿下外围阵地，封锁长春与外界所有通道。人民解放军围而不攻，将郑洞国的部队牢牢围困在城内。

如此一来，在突围之前，郑洞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粮食。

机场已被攻占，粮食已经无法入城，城内的军粮所剩不多，官兵断粮，一个个虚弱地倒在沙袋前。城内粮食、蔬菜的价格飞速往上涨，官兵饿得不行了，就去老百姓家里抢粮食，可穷人家早已经山穷水尽了。

看着毫无生气的长春城，郑洞国陷入无助，现在难的都不是领兵打仗，是让大家吃饱，无奈之下，郑洞国只能给蒋介石发去急报，希望能增援。

电报到蒋介石那儿时，他正在庐山庐林官邸举行宴会，看到郑洞国的求助电报，蒋介石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立刻回了一封电报：

蒋介石的电报内容不痛不痒，并不能给郑洞国带来任何帮助，拿着手里蒋委员长的电报，郑洞国站在长春街上，看着一个个饿得无力的官兵，苦笑哀叹： “固守固守，我总不能让官兵们勒着裤带去打仗吧。”

蒋介石下令空投的粮食落到人民解放军的阵地上，长春城内饿殍遍地，官兵们毫无力气，光是饥饿就足以打败城内的国民党部队。

郑洞国只能一次次地给蒋介石发电报，希望他能支援，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抵达沈阳，国民党战机在长春上空盘旋一会儿后，投下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给郑洞国的密信。

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写着：

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长春城内他帮不上忙，但要是突围出长春，就会有人支援。

郑洞国三人看完，除了苦笑，都沉默无语，曾泽生苦笑着说道：“总统下个命令倒是简单，真正突围谈何容易。”官兵们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就算不正面碰上解放军，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到了这种时刻，大家心里都明白，国民党部队根本没有突围成功的可能，若是突围，等待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全军覆没。

还有一条路就是：放下武器，和平起义。人民解放军有优待政策，选择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或许是条正道。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只是没有人说出来。

蒋介石不顾郑洞国他们面临的困境，在沈阳不断催促突围，作为军人，郑洞国不愿投降，又要遵从服从命令的天职，心烦意乱之中，郑洞国召集各部队干部，下令全军突围。

会上，他认真宣布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众人垂头丧气，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情绪低落：“我军突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新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说：“只要你下令突围，我们服从就是了。”

大家都不愿发表任何意见，只是低落地遵从郑洞国的命令，而郑洞国的心里，也充满了焦虑、迷茫，他下令：

郑洞国似乎感觉，自己的戎马生涯即将终结。

1948年10月16日，固守长春多日的国民党军队正艰难行进，准备突围，唯独不见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郑洞国眉头紧皱，思索着：这曾泽生出了什么事？

电话铃响了，郑洞国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立刻传来无比焦急的声音： “不好了，郑长官，六十军在曾军长的率领下，全军起义了。”

在“突围无望，固守待歼”之际，曾泽生毅然宣布起义，退出长春，等待改编。在最后与郑洞国的联系中，曾泽生说：

郑洞国没有说话，轻轻放下电话。紧接着而来的是，他的突围之令“胎死腹中”，第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也停止行动，几乎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入城。

郑洞国知道，自己已然成为败军之将、孤家寡人，他给蒋介石发去一封诀别电报，然后回到住处，整理了身上的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用提前放在枕头下的手枪结束生命。

郑洞国怎么也没想到，手枪已经被部下拿走了，他们担心这位长官想不开，郑洞国陷入彷徨时，好几个部下推门走了进来，泪眼婆娑地劝他：“郑长官，你可千万不能走绝路啊，你还要为我们几万弟兄想想啊。”

郑洞国脸上写满疑惑：“谁？我的老师？”

形势到此，郑洞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被部下拥护着走到楼下，而楼下早已站满了人民解放军战士，广场上响起了枪声，长春和平解放。

郑洞国放下武器，满脸沮丧地跟着部队往城外走，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着的是萧劲光、肖华，郑洞国不陌生，因为二人是他在战场上的老对手，不过如今自己不算是敌军，而是败将。

肖华也看到了郑洞国，立即下令停车，走到郑洞国面前，和他握手，礼貌地问候他，随即坐车离去，没有一丝盛气凌人的感觉，这让郑洞国感到被尊重，他的心情也算好受一点了。

当晚，萧劲光、肖华邀请郑洞国吃饭，郑洞国表示，自己想解甲归田，做个普通的老百姓。肖华则给了他另一个建议：是否愿意去哈尔滨看看，休息，学习。

就这样，郑洞国先到了哈尔滨，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当时的“守节”之举没有实现，郑洞国心里始终悬着一个劲儿，他不知道该何以面对自己的身份，时常情绪低落，就如同身患重疾。

后来郑洞国身体不适前往上海，途经北京，除了与肖华、萧劲光两位老对手相聚之外，郑洞国受周恩来之邀到中南海相见。

饭桌上，郑洞国再次向周恩来表示：“我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老家种地去。”

周恩来诚恳地劝解他： “洞国，你还不到五十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人民做贡献。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

周恩来的真诚打动了郑洞国，他不禁热泪盈眶，当即表示自己先去上海治病，随后听从老师的安排。

1952年6月，郑洞国担任水利部参事，参与国家建设，他也正式迁居到北京来，可妻子陈碧莲却不乐意了。

陈碧莲是郑洞国的第二个妻子，以前郑洞国四处征战，只要一有短暂的驻扎时间，陈碧莲就会赶到他身边，和他相聚，就这样二人的婚姻维系了二十多年，感情还算可以。

郑洞国兵败，陈碧莲依然跟着他，但当提起要举家搬到北京时，陈碧莲却不愿意了，她说“自己是南方人，不能适应北方冬天的寒冷。”她以此为由，拒绝迁往北京。

郑洞国只好一个人到北京生活、工作，夫妻俩相隔异地，仿佛已经注定了不好的结局，一年后，也就是1953年，陈碧莲就给郑洞国寄来离婚协议书，郑洞国无奈，却也没办法，只好牵了字，二人和平分手。

陈碧莲再婚嫁了人，郑洞国继续在北京生活，战场、情场上的双重失意对他造成了太大的打击，幸而在这个时候有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关怀。

1954年4月的一天，郑洞国突然收到一张请帖，打开一看，是毛主席的请帖，毛主席要在中南海宴请他，郑洞国又惊又喜，赴宴前一晚，郑洞国心情澎湃，辗转难眠。

翌日，郑洞国乘车前往中南海，叶剑英、贺龙等领导人也在，毛主席热情迎接他，和他握手寒暄，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从口袋里拿出火柴，给郑洞国点烟，这个举动让郑洞国受宠若惊。

他没想到，领袖毛主席是如此地平易近人，这让他的心一下子温暖了不少。毛主席笑着说道：“我们终于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了，你的名字叫郑洞国。郑洞国好啊！你对人民是有功的。”

他们坐下来，毛主席回味般地接着说： “蒋介石太绝情了，是不是？你是抗日名将，我们说话是作数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律欢迎，你还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作很多工作。”

像当初周总理的赤诚一样，毛主席也十分真诚地鼓舞他，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继续为祖国人民做贡献。

毛主席还关心他的家庭生活，得知郑洞国赴京后被迫与妻子离婚，毛主席鼓励他： “你今年才 51 岁，你还年轻！”毛主席说：

他说郑洞国如今刚过五十，还很年轻，依然可以为人民做工作，也可以盼来幸福。他告诉郑洞国：

如果说，之前郑洞国还心存芥蒂的话，在毛主席的这番话后，他的内心开始真正地改变，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和痛苦，他能静下心来，彻底改变思想，全身心投入到人民事业中。

此后，郑洞国先后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始终铭记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为祖国、为人民殚精竭虑。

与此同时，他也重新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

1955年，经黄埔军校一期同学李济深的秘书周泽甫介绍，52岁的郑洞国遇见了比自己小17岁的顾贤娟，顾贤娟出生在杭州西子湖畔，与之前的丈夫育有一个女儿。

顾贤娟人如其名，温柔贤惠，郑洞国与顾贤娟相识一段时间后，互生情愫，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时任水利部参事的黄翔为他们腾出了一个小院子，这就是夫妻二人的家。

婚后的郑洞国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夫妻二人琴瑟和谐，几乎不吵架，顾贤娟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让这个家温馨了不少。如毛主席所言，他终于有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1972年，顾贤娟因病去世，郑洞国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组织上为了照顾郑洞国，还专门将他的儿女调回北京工作，这给了郑洞国极大抚慰。

此处再说郑洞国的前妻陈碧莲，虽然在与郑洞国离婚后，陈碧莲另嫁他人，但没多久丈夫亡故，陈碧莲成了独身一人。

得知郑洞国妻子逝世后，陈碧莲又生出和郑洞国破镜重圆的念头，她数次主动提出，就连孩子们也从旁推动，但郑洞国都严词拒绝。

1983年，陈碧莲实在难忍生活艰险，再度提起想和郑洞国复婚，二人的儿子还专门来劝父亲，郑洞国只说：

郑洞国始终态度坚决，没有给陈碧莲一丝希望。待2006年作为上海文史馆员的陈碧莲逝世，晚年她时常提起：

郑洞国晚年过得还算充实，有儿女照料，组织上也经常关心他，有时候一些曾经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的老兵来找他，看老兵们生活困难，郑洞国会尽他所能地给予帮助。

对这些老兵们，郑洞国心里总有几分愧疚，他说：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逝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一代名将已逝，很多人为此悲痛不已。

在送别人群中，有一位半身不遂的老兵从远郊县艰难进城，倾尽所有为郑洞国买了一个花圈，向他告别，老人泣不成声地说道： “不是我忘不了他，而是他的事情让我们忘不了。”

这样一位名将的故事，后辈也终将难忘！

国军名将郑洞国生平？

郑洞国
（1903—1991）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石门县人，1903年1月13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4岁起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8岁读私塾，17岁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商专。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考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25年毕业后分配到军官教导团二营任连党代表,参与了东征和北伐战争。在淡水北之惠州攻城战中，作战勇敢，率先入城，在黄埔学生军中崭露头角，被提升为营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八团团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连在一起,走上了背向人民的道路。
他是一位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八年抗战中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鄂西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先后任第二师少将师长、九十八军副军长、十一军军长、八军军长、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他治军有方,战功卓著,国民政府曾授予他最高军功勋章,被誉为国民党军中的抗日名将。1943年春,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军部从昆明乘飞机抵达印度兰姆珈营地。为争得盟军援助,他耐心地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又搞好了与美、英盟军的关系,稳定了驻印军内部的团结,使部队很快适应了国外战斗生活。新一军在兰姆珈受训半年后开赴前线,投入反攻缅北日军的战役。首战攻克日军占领的于邦,打破了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不可战胜的神话。1944年攻克缅北密支纳战略重镇,完成了反攻缅北战役的前期任务,被提升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4月,驻印军攻占曼德勒东北之乔梅,与英军会师。至此,中国驻印部队反攻缅北战役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授中将军衔。蒋介石大肆调兵遣将、全面发动内战后,他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去东北参与内战。人民解放军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主力损失惨重,他看到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覆亡命运已不可挽回,请假去北京治病,想脱离东北战区。蒋介石却令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组织部队去守长春。1948年6月起,解放军围困长春5个月.他率部突围,出城后遭到解放军猛烈截击,又退回孤城死守。所部第六十六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后,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10月19日凌晨,解放军攻入中央银行,他率部放下武器投诚。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1952年春节后,他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